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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逻辑下社区变迁 　　[摘要]在千里马社区治理的变迁过程中，不同类别的行动主体――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相关商业组织、社区居民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认知，及由此过程中权力关系变化产生的行动策略的“耦合”，共同促使了这一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它的特色之处是回应社区治理技术性问题方面的要求较为主动，回应社区治理制度性问题方面的要求较为被动，这种思路适应了20世纪末到目前为止我国城市社区中社区居民“从单位到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供给需要。但从长期来看，社区内部产生的变化有可能促使该社区治理模式进一步发生组织制度变迁。 　　[关键词]多重逻辑；社区变迁；行动主体；组织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2-0084-05 　　一、问题的提出：社区变迁的多重逻辑 　　当前的社区研究可以大致归为两类，其一是在微观层面来自社区内部的，它从实体论的角度出发，关注的内容大致与社区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及各种公共服务内容的提供有关；其二则是宏观层面的，来自社区外部的，它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关注的核心内容是将“社区”置为我国社会管理的基本社会单元，学者们或多或少基于“单位”到“社区”的宏观历史视角，探讨社区或社区建设、社区转型的目标在于“见微知著”，分析其在社会转型中的典型启示意义。[1]这两种研究取向的第一种，把社区看作是社区居民实现其各种目标的外在环境变量，第二种则把社区看作是外部环境约束下国家实现社会管理、控制的中介手段，某种程度而言，“社区”在此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鲜活意义。 　　从上述两种基本的研究取向中，可以归纳出社区研究中的规范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简化论”的嫌疑，即理论模型与现实实践存在距离的问题。而组织社会学的近期发展趋势，是志在研究组织变迁过程中“理论模型与实际发生过程中的种种偏差”问题。[2]组织社会学研究的近三十年，对组织的理解经历了从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到开放系统的转变。[3]这一转变，也同样适用于对社区及社区变迁的理解。社区不仅仅是社区居民实现其各种目标的外在环境变量，也不仅仅只是外部环境约束下国家实现社会管理、控制的中介手段，社区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它容纳了各个相关层面的行动主体。各个行动主体在其中的相互关系，是我们在中观层面推进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近二十年里，我国的社区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如果能够认识到社区中各个相关层面行动主体的实践逻辑，则有可能还原社区变迁的具体演变过程。这种关注与以往规范研究倾向不同的是，它不再追求社区研究中单一机制解释。它以不同行动主体的多重行动逻辑来理解社区变迁，需要的是还原社区生动面貌的实践研究策略。“强调变迁过程中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旨在解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现象。制度变迁是由占据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而推动和约束的，而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受其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制约。因此，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需要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的各自角色，在行动者群体间互动中解读制度逻辑的作用，并关注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4] 　　虽然组织研究的内部仍然存在着种种争论，但是组织研究超出以往对组织内部系统的狭隘关注，将研究视野投注到组织所嵌入的更大的关系系统则是组织研究者所享有的基本共识。制度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如果离开个人所嵌入的更大文化背景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就难以理解个人的偏好和选择，[5]这些思维，为分析社区中各个相关行动主体如何理解周围环境发生的变化，和在周围环境的变化中“抓住机遇”利用权力关系的变化为自身获取利益，提供了相当启发意义。基于此，笔者在下文的分析，将尝试从组织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出发，以社区变迁中的多重逻辑来解释湖北省武汉市一个典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过程。 　　二、研究对象、分析策略与社区变迁的不同时期 　　1.研究对象 　　目前常住居民达12万人的千里马社区，作为获得中国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创建文明社区示范点”、“全国城市物业管理优秀示范小区”等60余项国家级奖项的样板型社区，早已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笔者的调研及相关研究的总结，这一社区治理模式不同寻常的治理效果主要体现在[6]：其一，社区各项公共事务管理效果的良好实现，具体体现为该社区社区治安、社区卫生、社区救助、社区管理等，仅体现在社区治安、卫生中的“入住多年以来没有一户居民家中被盗、没有一辆自行车被偷、没有一个人越级上访、没有一起黄赌毒事件、没有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没有一起火灾、没有一名法轮功活动者，无违章搭建、无开窗设点、无占道经营、无油烟扰民、无泥巴路、无牛皮癣式小广告、无居民摘花踩草、道路及两旁绿地无烟头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