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网络诽谤行为规制.docVIP

日本对网络诽谤行为规制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日本《刑法》中并没有和我国“诽谤罪”完全相同的概念，与之类似的是“名誉毁损罪”。二者有两点很明显的区别：其一，我国构成“诽谤罪”需要满足“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这一要件，即只限于传播虚构的事实并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相较之下，按照日本《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构成“名誉毁损罪”的加害人公布相关“事实”毁损他人名誉，不论这“事实”的真假，都构成犯罪。 　　其二，我国构成“诽谤罪”需要满足“情节严重”的要件，而构成日本的“名誉毁损罪”，并没有“情节严重”的要求，甚至不需要现实地发生损害结果，日本最高法院的前身大审院在1938年因新闻报道构成名誉毁损的案件中明确指出，只要相关“事实”足以产生名誉降低的危险即视为既遂，不要求实际伤害到被害人的社会地位。 　　名誉毁损罪和日本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分工 　　日本法务局的保护人权机构把互联网人权侵权事件动向的调查结果公布在其主页上，体现了网络名誉毁损事件增减趋势，以2012年（日本平成24年）为例，利用互联网侵犯人权的案件数量是671例（比2011年增加5.5%），其中名誉毁损的案件占到227例，涉及隐私权侵害的案件则为355例。 　　在刑法内部，只有公布足以使他人名誉毁损的具体“事实”，才构成名誉毁损罪，如果没有公布受害人具体的“事实”，只是一味地辱骂则不以名誉毁损罪处理，法院判决的通常做法是以构成日本《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侮辱罪处理。 　　如果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则可依据日本《民法》709条追究加害人的侵权责任，令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加害人公布的“事实”真伪，和刑法的规定一样，也不做任何要求。但是在加害人没有公布具体“事实”、仅仅一味辱骂的情况下，和刑法不同的是仍然作为名誉毁损处理。 　　对伤害名誉的言论作出规制的同时，往往意味着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言论的自由，这里就涉及到日本《宪法》第二十一条表现自由条款相互协调的问题。日本最高法院在1958年因新闻报道构成名誉毁损罪的案件中提出：不能无限制地保障《宪法》中的表现自由条款，名誉毁损行为是对??现自由的滥用，对该行为予以限制并不违反《宪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这个最高院判决之后，基本上明确了刑法上的名誉毁损行为并不违反表现自由条款这一原则。 　　不过，日本之后也逐渐意识到完全过于严格的规制会很大程度上限制言论的自由，由于日本的名誉毁损罪并不要求捏造虚假信息，因此公开宣传具体真实的信息也有可能入刑。这就导致了在某些受害人徒有虚名，名气远远大于自己的实力，加害人只是揭穿这个谎言、阐述事实，从而导致被害人评价降低的情况下，按照日本《刑法》也极有可能构成名誉毁损罪。如此一来，正常的社会批评都有可能无法开展。战后日本新《宪法》颁布后，在新法重视表现自由的大背景下，日本在1947年通过《刑法修正案》增加了第二百三十条之二第一款，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因陈述事实造成他人名誉毁损的免于刑事责任。 　　司法实践中判断标准的变迁 　　对于在互联网上发出名誉毁损言论，日本法律并没有为此做出特别的规定，因此仍然适用《刑法》上的名誉毁损罪。不过如上文所述，和我国的诽谤罪相比，日本的名誉毁损罪既不要求是虚假的信息，亦不要求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甚至不要求损害现实的发生，如此“宽松”的入刑要求，如果没有免责条款或法理，难免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名誉毁损罪”。日本免责条款（理论）的演变，也是一步步缓和相对严峻的条文，逐步减低入刑门槛的过程。可以说，面对相同或类似程度的名誉毁损行为，从《刑法》条文上规定的免责条款到法院提出的“相当性”理论、“对抗言论”法理，日本免责条款（理论）的变化也是司法判决变迁的分水岭。常用的免责条款和法理主要有三种，分别是： 　　一是前述1947年通过《刑法修正案》增加的第二百三十条之二第一款，该款规定被告人公布的信息有关公共利害关系，并且主要以公益为目的的情况下，能够证明该信息是真实的，不予处罚。这相当于需要满足三个要件，即信息的公共性、目的的公益性、真实性。与之相关的有名案例是日本最高法院在1981年判决的涉及毁损宗教协会及其领袖人物名誉的案件。在该案中某月刊杂志就日本宗教法人“创价协会”会长池田大作的私人生活做出一系列连载报道，指出其风流成性，和不少女性有染，该杂志每个月销量达3万册，出版后对受害人名誉产生一定不良影响。该案的一审（东京地方法院）和二审（东京高等法院）均认为被告（这一系列文章的主编兼撰稿人）构成名誉毁损罪。二审法院指出，报道内容属于池田会长的私人生活，既没有对社会一般公众起到警示作用，也无助于增进社会利益，无关公共利害关系，不满足免责条款第一个“信息的公共性”要件，后面两个要件也无需考察。案子到了最高法院，最高院不同意下级法院对“公共利害关系的”的理解，做出了逆转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