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重构所有权与债权再安排.docVIP

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重构所有权与债权再安排 　　内容摘要：在公共利益充分保障和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对国有产权的重新界定消除剩余索取权扩散过程中的剩余权利真空问题，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在公平和效率可能的两难冲突中寻求平衡，达到财富分配中的帕累托效率。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重置客观上要求确立政府、国企管理层和国企员工的剩余控制权机制和利益制衡机制。本文提出将改制的国有资产所代表的股权转为政府和国有企业所有员工对企业经营者的债权，或者由企业内部员工或外部公众股东逐步偿债收购，以使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风险在最大程度上相对应。 　　关键词：国有产权 剩余控制权 债权 　　目前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及国退民进而形成的多元化产权目标并没有带来帕累托效应，这是因为现存国有制框架下的多层委托代理机制造成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剩余权利真空问题，也就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扩散导致包括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层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初始委托人公共财产的侵蚀，从而大多数分散化的初始委托人越来越缺乏对代理人的监督和谈判能力，因而对事实上的公平分配和自身福利提高失去信心。实质上，政府代理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公共利益充分保障和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对国有产权的重新界定消除剩余索取权扩散过程中的剩余权利真空问题，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在公平和效率可能的两难冲突中寻求平衡，达到财富分配中的帕累托效率。显然，由于在非宪政的体制框架中行为主体缺乏合理预期而产生的低合作效率，既得利益集团为保持实际拥有的资产和剩余控制权而对国有资产继续控制的欲望，部分政府代理人希望通过控制国有资产与非国有经济主体的产权交易以达到抽租的目的，对各种形式的庞大国有资产进行估价和分割的高昂成本的约束等复杂因素的困扰，全民私有化平均分配国有资产虽然公平但很难实施操作，更与现行的宪法基础相违背，所以必须寻找一种替代方式来达到上述目的。 　　确立剩余控制权机制和利益制衡机制 　　这不仅需要转换目前的多层委托代理机制，避免企业改制中实质???剩余控制权扩散所引发的政府代理人、企业管理层和国企外部利益集团合谋瓜分国有资产，避免排除包括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在内的大部分初始委托人谈判、监督和利益分配的权利，达到在产权重新界定后新的合约中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在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包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结合方式的团队生产对企业产出起到正向作用。在此基础上可考虑将改制的国有资产所代表的股权转为政府和国有企业所有员工对企业经营者（可以是企业原有管理层和部分员工、也可以是企业外部的社会公众股东）的债权，或者由企业内部员工或外部公众股东逐步偿债收购，以使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风险最大程度上相对应。 　　事实上这种国有产权改制方式以前有的学者曾经提出，也就是针对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的“股转债”方案，其思路及主要做法是：上市公司回购不流通的国家股，使其退出上市公司总股本，然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中长期专项企业债券，一次性偿还国家股转债收入，最后债券到期时，上市公司通过专项增发和配股，一次性偿债。其目的是把上市公司单一集中的国家股权变成多元分散的社会债权，把只能实施“弹性管理的国有股权”改变为具有法律保护的“刚性社会债权”，国家一次性获得“股转债”收入，提高资金回报的时间价值，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一次性解决困扰上市公司国家股“一股独大”问题，通过挂牌流通公司债券的硬约束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但是这种方案的实质是借助阶段性的债券形式进行股权置换，也就是最后利用专项增发和配股取得的股权置换出国有股权，国有股权代理人（政府）取得的国有资产套现收益名义上上交财政，却拥有实际上的、对该资产使用（以财政资金形式）的剩余控制权，这仍然排除了（包括上市公司员工在内的）初始委托人对置换出的国有资产的剩余权利。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大大缩短，而在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宪法框架下全体委托人的这部分财产权利仍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并且，这也超出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所必需掌握的资源的限度，这意味着政府对公共资产更为集中的非有限代理方式在现有体制下仍然是软约束的，因为剩余控制权依然过多地掌握在政府代理人手中。所谓受法律保护的“刚性社会债权”所对应的收益实现则依赖于企业内部初始委托人在因无法获得剩余权利而缺乏监督和激励动力状态下对企业产出的团队生产的投入效应。当然，那些非上市的拥有大量国有股权的企业、资不抵债的亏损企业，更不可能按照目前的有关法规同时也不具备条件去发行企业债券进行股转债。所以，目前各种形式的国有股减持恐怕只能引发证券市场的震荡而不具有真正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问题的示范效应。 　　国有企业股权置换为债权的基本原则 　　首先是法律约束。宪法已规定了公有制在我国经济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