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复仇.docVIP

亚洲的复仇 “那些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事情，不会永远继续下去。”——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 过去30年来，一系列金融危机周期性地对世界造成冲击，我们目前面临的这场危机，可以看作是其最新一轮体现。这场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动荡，其所影响到的经济体至少占全球总产出的一半，这使之成为比此前历次危机都更为严重的一次。然而，与那一系列危机相比，无论是在起源还是结果上，当前的金融危机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让人十分沮丧。 为了找出相似之处——同时有助于思考如何解决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20世纪70年代末的情景。石油美元，即石油输出国在原油价格急剧上升时赚取的外汇，通过西方银行被转移至较不富裕的新兴经济体(主要是拉丁美洲)。 1982年，墨西哥政府宣布无法偿还债务，迫使纽约和伦敦的货币中心银行(money centre banks)陷入困境，导致了近30年来的第一次大危机。 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了(与此次的)相似之处*。他们侧重研究的是此前发生在高收入国家中的历次危机，但也注意到了发生在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同样具有的一些特点。 这一次，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有巨额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因此，他们指出，“大量货币已被有效转移至存在于美国境内的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内”、“超过1万亿美元被输送到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该市场由美国最贫穷、信用最差的借款人组成。最后的索赔人不同，但在许多方面其运作机制是相同的。” 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此前新兴市场危机之间的联系意味着，目前银行业和经济所遭受的创伤，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高风险的货币政策、监管不力和缺乏责任感的金融业的产物，虽说这些因素很重要。它们的产生，起源于全球经济在金融自由化时代的运作方式。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收到大量持续流入的国外贷款，便承担着随后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因为外部和内部的金融脆弱性都将增加。目前，美国和其它一些高收入国家(包括英国)所经历的，正是这种危机。 最近发生的危机，也与此前那些有关——尤其是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正是在那场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才成为庞大的资本输出国。这种模式因中国选择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有所加强。中国做出这一选择的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担心面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邻国所遭遇的困境。该模式因最近油价的变动，以及随后石油输出国经常项目收支顺差激增，而得到进一步巩固。 这十年来，全球宏观经济大环境是这样的：美国和其它一些高收入国家作为支出者和最终借款人的抵消作用出现。债务激增的美国家庭通过动用他们的住房“储蓄罐”，进行着前所未见的疯狂支出。 当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还是美联储理事而非主席时，他为了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提到了“储蓄过剩”的出现。这种描述很准确。新旧千年交替后，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长期名义和实际利率处在较低水平，而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廉价资金鼓励无节制的金融创新、借贷和支出。 这也是导致很大一部分高收入国家房价激增的最早原因之一，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西班牙。 储蓄过剩背后隐藏着什么呢？首先是新兴经济体的转变，这些经济体储蓄超过投资，拥有大量储蓄盈余。在新兴经济体中，最大的转变发生在亚洲和石油输出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到2007年为止，这两组国家的总储蓄盈余已达世界总产出的2%左右。 虽然中国是石油进口大国，但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顺差国家：2007年，其经常项目收支顺差为3720亿美元，这不仅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1%，还几乎是两个最大的高收入资本输出国——日本（2130亿美元）和德国（185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总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去年世界贸易顺差国的总盈余达1.68万亿美元。前10名（中国、日本、德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瑞士、挪威、科威特、荷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产生的盈余超过这一总数的70%。这10个国家的贸易盈余至少相当于它们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8%，合其总储蓄额之和的约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吸收”了这一总数的44%。美国、英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四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都存在泡沫——吸收了世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的63%。 这意味著资本的一个巨大转变——但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当时资本流向了几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此外，盈余的出现是谨慎政策(deliberate policies)的结果——这一时期官方外汇储备的积累，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扩张都显示了这一点。 能源输出国正将其资产(石油)转变成另一种对外债权，这是十分正常的。其它国家则将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和私人资本流入转换成官方资本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