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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不分”的灰色空间 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德之人(真正有道德的人)不强调道德，所以才算真正有道德。而下德之人(没有道德的人)强调道德，其实际上是没有达到德。上德之人顺其自然而无心作为，下德之人强调作为而无以能为。 老子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最大德性的人根本就没有德与不德的概念，就像他在《道德经》第一章中说的那样，道是是无法言说的，而德同样是无法言说的。如果道德一旦有了标准，有了名，那就将下入凡夫俗子的分别之中。 世间的一切事物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往往很多旧灰色的。然而我们的道德教育往往是让孩子分黑白。事实上许多黑白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却怎么去让孩子们去分清黑白。况且又何心分清黑白呢？道德是行出来的，不是分别出来的。这种忠妹黑的二分的历史道德观，一直扮演着一个德的裁判官，似乎要为人间分好人与坏人的黑白两色。我是八十年代的小学生，九十年代的中学小时候常常被告知，某某晃好人还是坏人。一说到好人，好像这人连上茅房拉屎这项权利都应当取消，因为被告知好人即英雄，好人浑身都闪光芒似的几乎通体透亮，哪里还允许好人去茅房拉出那么肮脏的大小便来。甚至他美妙的爱情也变成了勾搭与苟合。 我不是有意要把好人说好成好人，坏人说成坏人。而是要说人性是复杂的，不是某个人生下来便是好人或者坏人，白色或黑色。然而我们往往不经意或刻意的这样告诉小孩。告诉他们，英雄的历史和历史的英雄从来就是统一的，英雄之所以成了英雄，因其从小便怎样，所以后来才这样。坏从之所以是坏人，是因为坏人从来就怎样，所以后来便怎样。 例如“大汉奸”汪精卫，他的逻辑便不是如上这般。他早年起名精卫，是立志像“精卫填海”一样拯救这个苦难的家。而他曾追随孙中山搞革命，因谋刺满清摄正王而下狱。这个罪在当时是要杀头的，但他还能面对死亡，从容以对，且赋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要是遇到常人，早吓破了胆。这事关生死，这份从容岂是伪装得出来的？而且这首诗慷慨激昂，引经据典，文采飞扬，哪里像坏人写的。这么个人，本应成为大英雄大豪杰的。一念之差，与日本人议和，声称搞“曲线救国”，由于得不到国民与当局“理解，而以此被指为汉奸。由此看来，汪精卫这样的“大坏蛋”，也不尽得是通体皆黑的，最多也就是深灰色的(接近黑色有点白色的)。 当我们说到好人、英雄，往往振振有词。比如说，小学课本里的“王二小”，一个十岁左右的农村孩子，他懂什么呀？革命？共产党？国家？民族？马克思主义？他懂得了吗？好像王二小是为了某种崇高的信念，慷慨就义一般。还有刘胡兰的慷慨陈词：“怕死不是共产党员!”十五岁的孩子，按说也没有到入党年龄，怎么竟成了共产党员了。日本仍(不记得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反动派)杀死了中国的孩子，是够狠的。我们“应当让孩子记住这些仇恨”。但不能因为孩子(受害者)被杀死了，便成了英雄了。不要孩子不懂那些巨大的信念，就连为了某种信念死的人，也未必是英雄。鲁迅先生就比较清楚知道这一点。他的学生死了，为了某种信念死了，他悲痛、谴责。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生高举成英雄。 美籍中国史学权威专家魏斐德曾在其名著《上海烈士》中指出：孤岛时期的上海有不少业余特工，他们平时都是商铺经营者，文员或其它职业者。由于生计困难，经党受雇去杀人。假如事情败露被捕，说不定就成了烈士。托洛斯基曾有过“职业革命家”这种说法，意思是，有些人革命是为了生计，而不是为了理想。革命成功了，便成了英雄，如果他死了也极有可能被追认为英雄。这样的英雄，后来会成为“白”的正面教材，去教化我们的后人。 我们先且不说这种黑白分明的人性二无论是否合理，就说这样的二无分法造成的灾难。 二战期间，据苏军总参谋部的材料，苏军战俘多达405.9万人，其中82%是在战争初期，是苏军在毫无准备、没有接到任何上级指令下被俘的。德国法西斯的突然进攻，连苏军最高统帅部都没有做好打仗准备。几百万人就已经做了敌人的俘虏，这责任本应该由最高决策者负责。但无情的命运将苦难加到了他们头上。战争胜利了，他们在离开九死一生的战俘营后，迎接他们的是“人民的审判和惩罚”。当时一个被俘的苏军回到祖国后，除了自己要被打入另册，并判刑5-10年，甚至10年以上，而且其成年亲属也要受到监禁两年的惩处，并会被视为敌属。 如果我们仔细算算，就会发现，405.9万人及其亲属，那这个数字怎么也不低于2000万哪。在当时，是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十分之一的人因“战俘罪”受到“合法”的惩罚和歧视。对于一个国家那是一个多大的灾难哪!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 苏联军队向来以善战著称，他们有一句言：“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他们从未想过自己投降的事，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说：“苏联军队中没有人会当俘虏。”然而，残酷的战争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