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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传播生态及其对乡村治理影响 　　摘要：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确立、权力行使离不开大众传播。目前，我国乡村大众传播生态是不平衡的，真正的大众媒体是电视。与电视相比，印刷类媒体在乡村的影响要小得多。这种不平衡性的大众传媒生态对政府的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与政治多个层面。要想应对这种由于传播生态变迁而带来的挑战，政府的乡村治理政策理应做出相应的变革。 　　关键词：大众传播；传播生态；乡村治理；组织传播；人际传播 　　作者简介：蒋旭峰，男，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93）；崔效辉，男，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应用传播实验室研究员、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78-07 　　一、乡村传媒生态变革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获得权力的过程与使用权力的过程都要注意合法性问题，而在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上，“传播”与权力如影随形。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权力行使与权力的获得都可以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技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乃至人际传播的技术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传播技术的急遽变革对政府的乡村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新的传播技术促进了农民的国家认同 　　传播效率提升使政府乡村治理中的信息环节在没有减少的情况下，信息传播效率大为增强，主要表现为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使得“上情”下达的直观性、有效性、针对性都大为增强，其后果是现代化的大众传播一方面破解了地方“土政策”对乡村的垄断，另一方面也建立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1]。 　　（二）新的传播技术也使乡村干部的处境更加尴尬 　　这种现代化的传播技术带来了政府乡村治理生态的变化，基层乡村干部的“夹心层”处境更加明显。大众传播拉近了农民与抽象的国家的距离，却使农民与自己身边的“国家代理人”——乡村干部的距离增大了。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在带来农民的新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同时离间了农民与乡村精英的关系。在电视上，农民不仅可以看到上级政府制定的各??惠农政策，还可以看到“先进典型”如何坚决落实并执行到位，使该地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种新闻中美化个别地方的典型事例恶化了农民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2]。 　　（三）国家乡村治理模式变革滞后使得权力行使中的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失调 　　改革开放带来了从“抗争性政治”到“合作性政治”国家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政府乡村治理模式的这种有限变革，还远未达到理想状态即通过多元主体的平等对话、协商，变精英决策为民主决策，从而达至国家乡村治理的“善治”[3]。政府乡村治理变革的滞后主要表现为在现代化的大众传播条件下，其权力仍然过分依赖“会议-文件”这种组织传播机制，以至于造成了传播的“断裂”——传播网络的断裂、传播过程的断裂及传播语境的断裂[4]。在组织传播的末端，未能很好地衔接大众传播与乡村人际传播。 　　传播技术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为新时期国家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又快速地瓦解国家乡村治理的原有模式。特别是大众传播的技术化与产业化的手段增强了大众传播对权力的影响，权力自身一方面要利用大众传播宣扬其政治理念与治理策略，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大众传播的广泛、快捷与巨大的影响，又促使政府的政治理念、治理政策要与时俱进，做出必要的调整。本研究以江苏省J市为例，通过田野调查与问卷调查，着重讨论我国乡村社会大众传播、主要是电视传媒的现状及其对政府乡村治理的影响。本研究于2009年6月开始在J市开展，分别在市、镇和村三级展开实地调研，直至2011年9月结束。 　　二、介入“政治”：作为乡村社会强势媒体的电视 　　从J市的传播生态来看，电视无疑是诸多大众传媒中的强势媒体。表面上看大众传媒在乡村有多种存在形式，手机、网络等新媒体也慢慢进入乡村社会，但真正的强势媒体依然是电视。 　　（一）占压倒性优势的电视媒介 　　J市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毗邻长江，人口约百万，经济比较发达，位列全国百强县（市）的中游，属于目前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北翼。除了普及电视之外，该市农民手机使用率与网络使用率也比较高。在抽样调查J市十乡镇的1 200位农村居民中，“经常上网”和“偶尔上网”的被访者分别占到17.63%和10.71%，农民购买或订阅报纸的比例比较高，“经常看”和“偶尔看”报纸的比例分别是24.75%和23.68%。大部分农村居民家里不再有收音机 ，“家里有收音机”的被访者只占18.82%，大部分村子里不再有“大喇叭”（有线广播），少部分有“大喇叭”的村子，其作用也主要是播送村委会的通知。村民会议、宣传栏等计划经济时期的大众传播形式也日渐式微。 　　在国家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