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复仇议》.docVIP

从《驳复仇议》看柳宗元的“以人为本”思想 ——兼论韩愈《复仇状》 摘 要 柳宗元《驳复仇议》是一篇高扬以人为本思想的光辉篇章。它以对弱者的深切同情，批驳初唐陈子昂“既诛且旌”的论点，并且，阐述了“调”即和谐在处理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全文层次清楚、内容丰富，对今天，依然有启发。比较研究韩愈《复仇状》，认为，受到柳宗元影响。 关键词：柳宗元 以人为本 思想 永贞元年（805年），已崭露头角的柳宗元，正是喜辩驳、善议论[1]，“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而“名声大振”[2]于长安的时期。尽管还有点“以辞为工”，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3]，但“生人之意”[4]已在他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一天，柳宗元奋笔写下著名篇章《驳复仇议》[5]，矛头所向，是武则天时期的陈子昂[6]。史载，陈子昂任右拾遗（693年）时，有陕西人徐元庆，先报杀父之仇，后又投案自首。为此案例，陈子昂呈《复仇议状》，不仅认为，“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7]，并且，还要“编之于令，永为国典”。在这里，陈子昂的观点是，为了兼顾“礼” 、“法”，对徐元庆要既“诛（处死）”且“旌（表彰）”，然后，天下才能“直道而行”。事隔一百多年，柳宗元以“守正为心 、疾恶不惧”[8]的大无畏精神，对陈子昂的错误逻辑，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一 仔细研究“理精而文工”[9]的《驳复仇议》，可以发现，柳宗元不仅破字当头，对陈子昂进行了毫不客气的否定与反对，读来“劲畅”[10]；而且，立在其中，联想到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确有“卓识”[11]。概括一下，全文大致有四个层面：一、“旌”与“诛”不能并用。他先说，“礼”与“刑（法）”，尽管性质相同、目标一致，都在于“防乱”[12]，但它们的应用，却判然分离，即，“礼”是“本情以正褒贬”，它必须调查“诚（好）”或“伪（坏）”的事实；而“法”，是“穷理以定赏罚”，它注重研究“曲（错）”或“直（对）”的结论。一个是“始（本）”，一个是“端（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柳宗元继续说，徐元庆做了可“旌”的“诚（好）”事，陈子昂却硬要将他放到“曲（错）”的位置，说“彼杀之，我乃杀之”，这叫做“滥”，造成“黩刑（枉法）”；相反，如果徐元庆的确“曲（错）”了，该“执而诛之”，却偏要说他做了“诚（好）”事，那么，这是“僭”，“坏礼（礼不健全）甚矣”。基于这种分析，柳宗元认为，陈子昂所谓“既诛且旌”应该“编之于令、永为国典”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无法“趋义”、“违害”）。 二、既然徐元庆是“守礼而行义”者，那么，他就一定不会与“王法”为敌（守法人）。《新唐书·孝友·张琇传》载：“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从此案例，我们大致可获两点信息：（一）徐爽无罪；（二）徐元庆有冤。事实上，柳宗元就是根据这两个判断，认为，赵师韫杀害徐爽，是“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使徐元庆蒙冤；加之，“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使徐元庆无处申冤。于是，他才同赵师韫不共戴天，“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应该说，柳宗元对此行动，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徐元庆的“不忘仇”，是“孝”；徐元庆的“不爱（怕）死”，是“义”。这样一个“守礼而行义”的人，“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他又怎么可能做出“悖骜而凌上”，即，“仇天子之法”、“戕奉法之吏”的错误举动来？ 三、在一来一往的“两下相杀”中，徐元庆是值得同情的弱者。柳宗元说，在徐元庆与赵师韫的尖锐对立中，他是“弱”者；另外，在徐元庆与州牧、刑官的据理力争中，他又是“寡”者。就是这样一个弱者、寡者，做出了令“执事者”（指州牧、刑官等）“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要忙着认错、道歉）”的“得礼”（徐爽没有“抵罪触法，陷于大戮”）之事，本该旌表，却置死地，使柳宗元对徐元庆的悲惨遭遇，深感不平与无道；他坚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大声疾呼：“而又何诛焉！”使我们仿佛听到了他那发自心灵深处的怒吼。真的，我们还非常有必要研究柳宗元满怀同情的措词：“吁号不闻”、“介然自克”、“即死无憾”、“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暴寡胁弱”、 “服孝死义”等，正所谓“深痛至愤所不能已者”。[13] 四、解决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最理想的境界是“调”。[14]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认为，作为儿子，都有亲生父亲，如果大家因为爱自己的父亲而去恨凶手、杀仇人，那么，势必带来难以掌控的混乱状况。对此论调，柳宗元驳斥道，陈子昂一方面侈谈“礼”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却又不懂“礼”的中心内容，即，“礼”的性质与目标，在于“防乱”；而“防”的最有效办法，莫过于“调”字。于是，他引用《周礼·地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