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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进展 　　摘 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决定着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文章试图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述评。一方面，从文献综述中厘清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以及空间经济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重点、难点与推进路径等核心问题，从文献综述中总结出一系列政策含义，讨论如何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协调的增长”需要何种新的增长机制，以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新路径是什么，倡导经济内生增长由要素投入导向转向效率导向，依靠要素市场化、资源配置全球化和空间效率提升，走高效工业化和高效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宏观经济质量；经济转型；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效率导向 　　一、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力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学术界基本一致的结论是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资本增长率在1999-2007年期间达到13%，而在1979-199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约为10%（王小鲁等，2009）。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78-1995年期间的0028～0038下降为1995-2005年期间的0010～0028（郑京海等，2008）。这种没有明显技术进步的高投资高增长是以不良资产、高污染与高能耗为代价的，政府将承担经济增长的宏观成本（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5，2008）。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旨在依靠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自主协调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方福前（2007）、钱淑萍（2008）、周叔莲（2008）、魏杰（2009，2011）、郎丽华、周明生（2012）等将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归纳为“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特征，其面临的资源需求约束日益突出，而且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紧张。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原因总体归为三个结构性因素：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与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过去的经济增长过??依赖投资与出口（申广斯，2009；张旭，2010；魏杰，2011；栾大鹏等，2012），并导致产业结构偏重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李善同等，2008；朱光华，2009）；过于依赖要素的投入，其产出的效率不高（王一鸣，2008，2011；葛扬，2010）。 　　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及来源的核心指标。国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与可持续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增长理论中，Helpman（2004）全面综述了这方面的文献，所形成的一致性结论是：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国内关于TFP实证研究的视角和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基本支持克鲁格曼（1999）的结论，认为中国的增长方式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郭庆旺等，200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考察改革前后中国TFP的动态变化：改革之前TF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退步，改革之后的TFP有明显的增长（王小鲁，2000；张军等，2003）；（3）强调改革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快速增长（易纲等，2003），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TFP呈下降趋势（王志刚等，2006；郑京海等，2008）；（4）不是从中国总体去考察TFP的变化，而是从中国工业层次考察技术进步（涂正革等，2005；陈勇等，2007），以及省级地区层次研究TFP的变化（颜鹏飞等，2004；王志刚等，2006；傅晓霞等，2009；刘瑞翔等，2012；匡远凤等，2012）。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中国TFP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贡献偏低。该方面的研究从省级地区层次和二或三位数的工业数据向地级城市和更细的行业层次延伸，不仅对TFP进行衡量和分解，而且考察TFP各构成部分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在衡量和分解TFP的方法上，既包括参数法又有非参数法。参数法还分为生产函数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非参数法主要指的是指数方法，例如Malmquist指数法。这两种方法都能对TFP变化中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行分解，但前者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后者不仅不需要设定具体函数，而且还不要求完备的价格信息。 　　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