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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学翻译中文化内涵及语言特征 　　[摘要] 影视作品中的英语习语是智慧的结晶，它是语言中特殊成分以及英语民族特点和许多修辞手段的集中表现。习语蕴涵着的历史、地理、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等诸多文化信息，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理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外国文学作品中抽象而且模糊的概念，而在很多汉译本的文学作品中往往表现得比原著更为具体、更为生动，翻译作为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桥梁，具有不同于其它文学作品翻译的语言特点。 　　[关键词] 电影文学 翻译特点 文化内涵 语言特征 　　一、电影文学翻译特点 　　在翻译的、组织文章过程的前提就是遵循相关的法则使得文法通畅。在电影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就大量的运用了相关语法、词汇的衔接的手段来表达原文的中心思想。 　　比如，在电影《阿甘正传》中，自从阿甘上学第一天在校车上和珍妮认识后，他们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电影中的原文：“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was like peas and carrots.” 译文是：“从那天起我们总在一起，就像秤不离坨。”显然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提到的语篇衔接的第一个重要特点，语篇照应的特点。如果在这里运用直译的方法，就变成了“我和珍妮就像豌豆和胡萝卜”，这个看上去是十分的迷惑，而导致了和原著原意的不符合，那么最初的信息传递就失败了，也就意味了语篇衔接的中断。“peas and carrots”实际来源于美国俚语。不难想到，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没有太大的味道，但营养非常高。所以，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形影不离”。而译文中用了照应的衔接策略，即以译语文化中的形象代替原语文化中的形象。这样读起来生动，也为后面的故事情节做了很好的铺垫。但是这个“peas and carrots”是源自美国俚语的意思，但是毕竟中国的读者眼中豌豆和胡萝卜丁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个体，如果想表达“形影不离”，又要用到两个物体来说明，于是，用典型的中国文化意象“秤”与“砣”替换了他们不熟悉的意象。这也正是代替法在照应全文的基础上最好的应用。 　　不可否认的是电影是源于生活，而且高于生活的。而翻译是个复杂的过程，它包括语言和文化的转换。英语习语共享的文化特征使得它们在影视剧中经常被缩略使用，因为很多信息不用完全说出对方也会知道。例如：美国人常说I am all ears，相当于中文里的“洗耳恭听”。 　　二、电影文学翻译中文化内涵和语言特征 　　（一）影视作品中习语的翻译策略 　　英语习语翻译既要考虑历史、社会背景，又要注重那些中英文有同有异、大同小异、同中有异的词语。译者要保持清晰的思维，既要注重文化深层的蕴含，又要了解语言表层含义的异同之处。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为了达到翻译的目的，译者应该根据译文不同语篇的预期功能，抓住原作的意图，灵活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或删译或改写，对那些由于文化差异而难以处理的原文，翻译策略或方法的选择就更为重要了。 　　比如例如，love money as one love one’s life爱财如命；strike while the iron I shot趁热打铁。直译习语有利于避免歧义，也有利于文化交流和丰富语汇。但是，直译的前提是不能过分影响理解。在直译很难表意清楚时，就要采用意译。另外，对于一些含有典故的习语，翻译时必须对其本身的文化背景有所加注，以明确原意。用到加注释法，如习语It’s like robbing Peter to pay Paul，光译为“借债还债”是不够的，因为习语中含有的文化因素未必所有的译文读者都了解，所以必须加注说明Peter和Paul都是耶稣的使徒。 　　（二）文化词的翻译特征 　　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定文化区域历史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与其它的翻译不同，文化因素的翻译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读者对原著原意涵义的理解。 　　翻译的文本要以目的语文化和读者为中心，作者分析归化策略的本质，指出它是以目的语、目的语文化和读者为中心的，动态对等的，运用目的语易于接受的表达方法，使译文通俗易懂，是适合目的语读者的一种翻译策略。由此可知，我们说的文化翻译的策略是对外宣传中有效的翻译策略。在母语巨大的干扰下，依照原文结构形式，未能意识到中英句法、文化的差异，撇开句群、篇段之间的逻辑关系，忽略了文本所依托的语境，孤立而隔离地转化原文，这样产生的译文必然牵强、错误、与原文格格不入。 　　（三）不同民族用词的翻译特征 　　不同的民族情绪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单独的一个文学作品可以全部概括或诠释的。翻译者或许清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背景，但在叙述过程中他操纵不了观众们的情绪。因此阿甘被赋予多重身份，读者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不同类型的知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