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于内心平等而无执著舍念.docVIP

归于内心平等而无执著舍念 　　焦晃先生的家在上海西区，他住的那栋楼闹中取静。楼有些年头了，他住六楼，带一层复式，没有电梯。房间里的家具装饰看起来有品质而舒适，又不显得浮夸奢华。如果想从房间装饰里看出他的演员身份，那就是散落其间的剧照和行头——他把自己的一些“角色”安置在特定的场景里；客厅电视背景墙的众多书法作品中坐着“乾隆”，楼梯转角是“安东尼”的铠甲。 　　沿楼梯而上，右手边宽大的过道是他的书房。两堵高大的书架一左一右矗立在两侧，正中偏后摆放着书桌，坐在书桌前，可以看到楼梯和房间里来往的所有人，阳光透过通道两头的落地窗照进来，却不会直射到书房里；和我们讲话时，他坐在书桌的一边，视线只要向右微微扭转，露台上矮矮的绿色植物就收入眼帘。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焦晃本人，在这之前，我只看过他前年演出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近些年来，人们，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年轻观众，其实多是从影视剧认识他——这已经是他正式退休后的二十年，他还主演了《美国来的妻子》、《正红旗下》、《Sorry》、《钦差大臣》、《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等话剧。只要你看过他扮演过的角色，他就会是那个让你难忘的剧中人；他极少接受访问，但只要你翻阅过他的访谈文章，他总是在谈话剧、舞台、演员……一个酷爱戏剧的演员立刻会浮现在你眼前。而在他面前时，才能真正感受到，他就是这样一位热爱表演艺术的艺术家，热情而青春。 　　他的声音一如舞台上的迷人，像一把大提琴，回答问题时，总像是还没从思考中走出来，开口那几个字常常是咕哝，如同不经意地说出，无意识地如音乐在淡入一般。“虽然现在休息在家，但是我还想着什么时候再演一程，如果我觉得这个戏好，我身体行。生活中，舞台是我最后一片天地。几十年来，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文革’后）我曾经一个人独自生活12年，我把青春和生命都给了舞台。如果今天有戏演，我会觉得今天生活得好，生活得那么有劲！……我不为钱，我也不要那么多钱，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我是一个死心眼的人。”说完，他的声音又淡出了，他望着窗外的绿色不出声??? 　　这不是一句场面话。2009年他集结了他的上戏59届表演系同学，一起排演了《钦差大臣》，这些人每天的排练费只有一百元，包括了吃饭和来回的车资，如果当天不来，一百元都没有了。后来《钦差大臣》去北京演出，为了节约开支，他们还集体住在青年旅馆里。前前后后，焦晃算是拿了一万八千元劳务费，但是算上自费请人看戏，基本是白干了。谈到这时，焦晃他笑了。陪我一起采访的丁盛补充道：“舞台上的沙发也是焦晃老师自己掏钱买的，两万六！您忘了么？” 　　重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时，他给他的老同学们争取了三万元的劳务费，作为男主角，他比其他演员象征性地多收了一千元。创作的焦虑加上排练的劳累，他自己也落下了病症，一只眼睛的视力至今还没有恢复。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他一直践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在为角色做准备时，认真做好案头工作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每接演一个作品，他的书桌上总是要堆厚厚一摞参考书籍，并且要写下人物手记，每次都要付出极大的心血和劳动力。他说，如果是电视剧的话，他起码需要三周以上的时间完成案头工作，电视剧的拍摄顺序是打乱的，必须要充分的准备人物构思，他才能在拍摄时随时进入“我”的状态。 　　一旦话题激发了他对某个角色的回忆，他就会兴奋地打开话匣子——其实他三句都离不开自己的角色，还会如数家珍地请人分享自己做案头工作的收获。他谈及了最近错过的某部戏，还是有点遗憾：“说是要近期开拍，我这没做案头，拍不了……”他这样自言自语地喃喃。 　　正如他自己承认的，他不善侃侃而谈，说话时常常停顿下来斟酌一番。 　　“您这些年来表演时的状态与以前相比，感觉有什么不同么？”我问道。 　　他坐在那里，寻找着合适的字眼回答面前的来访者的问题。“我……越来越认真了，越来越和自己较劲了，就好像……特别爱清洁，有洁癖，洁癖越来越重了！” 　　说着，他停下来笑了，眉梢眼角，“有洁癖，你理解么？”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比喻而高兴：“演员创作就是通过审美抉择建立起一种具有感人力量的创作真实，是要‘渗透’进去的（此处也是他很喜欢的表达）。这些处理不是匠气的，不是雕琢的，要让人看不出是处理，（给观众时）要把劳动的痕迹全都抹掉。让人看不出劳动，就要付出更大的劳动。”他眼神狡黠，边说着还虚空状做着用手抹书桌的动作。 　　他记得有位观众告诉他，看了他演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他和他的女友在上海街头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决定结婚；他记得在台北演完《正红旗下》谢幕时，在满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他听到了他们激动而急促的呼吸声。 　　“我是不怎么赞成一个戏要大搞宣传，口碑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话剧不是靠宣传，宣传就是不断地吹；戏的口碑，五天、最多一个礼拜绝对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