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作跟地震已经没有太多关系,只是熟悉了这个地方.docVIP

我们工作跟地震已经没有太多关系,只是熟悉了这个地方 　　2012年12月14日，唐宁探访受灾孤儿。单亲、失亲的孩子是“福溢”一直关注的重点。 　　“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我们存在的意义，真正让大家明白到这是一种社会的问题，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空间里面，谁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 　　绵竹市郊区，唐宁跟当地农户租来的大院里，福溢社区文化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外出或者到成都参加培训，唐宁将大厅租给一家机构在此做业务学习，也为“福溢”带来一些资金上的补贴。地震已经过去五年，“福溢”的项目也在面临调整，正如唐宁所说，“我们的工作跟地震已经没有太多的关系，只是因为我们熟悉这个地方，把我们放在绵竹，跟放在另外某一个地方是一样的。”但唐宁一直在强调，“使命优先。”“福溢”的使命是，致力于西部农村社区发展，以教育、农业服务农村社区，使家庭和谐、婚姻幸福、儿童健康。 　　2008年5月14日，地震后第三天，唐宁从北京来到成都，在药店准备买药奔赴灾区的时候，遇见一支医疗救援队的后勤，而这支队伍也是在成都机场刚刚成立的，“当时有一个志愿者挺大胆的，在机场，他想肯定也有人做志愿者，就弄了一个牌，写上招志愿者。”这块牌子最终招来两名医生，于是这支队伍成了临时的医疗救援队，加上在药店碰上的唐宁，21个人，被四川省志愿者协会分配到了绵竹。 　　“我们在村子里面走家串户，帮人处理外伤、敷药。我们去的那一天，解放军还没到，很重的伤员转走了，一般的重伤人员全部都留在那里，只要死不了的基本上都留下。还有一些人心理受到刺激，就发一包板蓝根给他。” 　　大概一个星期后，这支医疗队解散。6月9日，唐宁也决定回北京，他跟朋友们的创业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但灾区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现在回过头来比较能够心平气和了，在当时挺生气。”搏媒体采访机会的组织，为宣传而来的企业，拦车要东西的灾民，只顾拍照的志愿者……“我回去之后也有很多的反思，生命挺脆弱的。因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有一些比较哲学性的思想，有一天我在想，如果我的家就在震中的话，我家也难逃灾难。那个念头给我的震撼很大，可能我的人生轨迹就变了。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是很好的，我可以继续这个事情。” 　　一个月后，唐宁回到绵竹，正好有一个机会，让他在汉旺镇武都安置区筹建一个社区中心，这个安置点有3万多人，而那时的唐宁连NGO是什么都不知道。8月17日，“福溢”的前身家园社区服务中心成立，开始为安置点的居民提供儿童教育、家庭援助、职业培训等服务。三年时间召集了2000多志愿者，服务安置点居民2万多人次。 　　在“家园”组建之前，志愿者服务高峰期已过，不少人开始陆续离开，“我是做商业出身的，就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表格，让志愿者填一填，就是说你什么背景，什么专业，什么特长，你在灾区待了多久，有什么样的体会，对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有什么看法和意见，你以后是不是还愿意参与一些志愿性的服务，我把它们录入到电脑里面。后来我们去招募志愿者，当时这些离开的志愿者都有自己的背景，也有自己的资源跟圈子，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如果有合意的人可以推荐过来。所以‘家园’一开始就有20个人，然后在20多个人到30多个人之间，一直到2009年。到2009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平台就支持不下去了，因为那么多人，需要很大的费用，就算志愿者不用考虑工资，交通、运营成本等都是庞大的支出。我们早期是自己带钱来的，有时也会给别人一些钱，有些志愿者连路费都没有。当时我也在思考，这个团队是不是要解散，我是不是要走。” 　　“别人也有来谈的，想要收编。我也不是想一定要自己怎么样，有很多东西很微妙的，是什么呢？虽然说时间很短，但是我们做事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观念、理念和想法。那要跟其他的并到一起去，这里面就会要考虑到，虽然大家哪怕做同样的事情，方法会不一样的，里面会有挑战的。而且往往发现做公益的人，大家都有蛮深的想法，而自己的这些想法不太容易被别人接受。所以大家就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并到别人那里，我们还是坚持自己做。” 　　2009年，唐宁带着“家园”的团队继续运作，并试图寻找合法注册的渠道。“我从绵竹跑到德阳，从德阳跑到四川省。后来知道成都在搞试点（社团组织“无主管登记”），我就跑成都，成都那边最后也不行，还是要主管单位。我们决不放弃，但也不走关系，不送礼，因为我觉得做公益，连这个底线守不住，我就不要干了。” 2011年5月20日，“家园”更名，在成都注册为福溢社区文化交流中心，几乎同时也从汉旺镇的板房安置区搬到现在的农户大院，项目也从早期的赈灾工作开始往其他方向转移，主要集中于儿童、青少年教育和农村生计发展。 　　“我们现在服务儿童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服务那些单亲、失亲的孩子。给我很大的一个思考就是，2008年是一场地震，这样一场有形的灾难把我们带到了这边，现在结束了。我们发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