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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影叙事中“寻找”模式 　　[摘 要] 当代中国电影叙事中的“寻找”模式主要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类为“寻物”；第二类为“寻人”；第三类为“寻踪”。在一路的寻找过程中，主要人物的心理在弱化或者强化，思想在升华或者沉沦，行为在调整或者逆转。寻找之初的主人公与寻找之后的主人公已经“判若两人”。有“离合”才有“寻找”，有“寻找”才有“悲欢”，因此，“寻找”模式适合展现“悲欢离合”。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寻找”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寻找”是叙事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键词] 电影；叙事；“寻找模式”；三种类型 　　电影和小说、戏剧一样，都要讲故事，即“叙事”。不过，小说是在书本里讲，戏剧是在舞台上讲，而电影是在银幕上讲。不管在哪儿讲，毕竟它们都属于叙事艺术。[1]447-448法国文艺理论家乔治·普罗第概括了“三十六种戏剧模式”，其中第35种模式为“骨肉重逢”，主要的即观众所同情的人物为“寻觅者”，其他必要的人物为“寻得的人”[1]445。普罗第所说的“骨肉重逢”如果不仅仅局限在“骨肉”，而是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旧物重逢”“老友重逢”“故地重逢”等，则就变成当代中国电影叙事中经常上演的“寻找”模式。笔者认为，“寻找”模式主要可分三类：第一类为“寻物”；第二类为“寻人”；第三类为“寻踪”。 　　一、寻物类型 　　陆川导演的电影《寻枪》讲的是一个“寻找手枪”的故事。警察马山（姜文主演）丢失了一把“枪”，于是开始了“草木皆兵”的“寻找”过程。警察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枪不见了，影片的开头首先给故事一个展开的“动因”。“枪丢了必须要找”，影片的主体部分就是“怎样找”。“找的过程”是围绕着“由近及远”的原则扩展开来的，就像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颗石子，涟漪就会从里向外层层推开一样。寻找的第一个阶段是“家里”，警察先是把儿子列为“被寻找的首要对象”，因为儿子喜欢枪。寻找的第二个阶段是“家外”，家中寻找无果后，警察开始到家外追寻枪的下落。警察回忆了可能接触到枪的可疑人选，送他回家的周小刚进入他的寻找视野。警察找到周小刚的家，没有看到周小刚，却发现十几年前的恋人李小萌。更令警察没有想到的是，李小萌被人用枪打死，而涉案的枪正是警察丢的枪。李小萌的突然出现与离奇被杀使“枪”变得更加危险。如果说，警察刚开始寻枪是出于“职业上的必然要求”，那么李小萌死后的寻枪就是“内心上的急切愿望”。经过缜密分析，警察推断出李小萌是被误杀，周小刚才是凶手要杀的真正目标。警察扮上了周小刚的穿戴招摇过市，果然“引枪出洞”，原来偷枪的是卖牛肉粉的刘结巴。周小刚制造的假酒致使刘结巴失去了亲人。刘结巴打算用民间的复仇方式击毙周小刚，为亲人讨回公道。经过两个阶段的寻找，“过程”结束，影片转到“结果”，警察马山面对苦苦寻找的枪，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就是把自己和刘结巴拷在了一起，迫使刘结巴开枪。最后一颗子弹击中的是枪的主人，也是寻枪的人。 　　黄建新导演的电影《谁说我不在乎》讲的是一个“寻找身份证”的故事。家庭主妇谢雨婷（吕丽萍主演）丢失了一张“结婚证”，于是开始了“神经兮兮”的“寻找”过程。谢雨婷是一名普通工人，在领取慰问品时突然发现结婚证找不到了，加之旁人议论说“没有结婚证就不受法律保护”，她的内心变得不安起来。为了找到结婚证，她把家里翻箱倒柜。遍寻不见后，她的“中年危机”意识更加强化，越是找不到就越要找，从此陷入到“寻找的怪圈”，把家庭闹得鸡犬不宁。谢雨婷因为“找不到结婚证”，决定与丈夫离婚。但在离婚时，民政部门干部要求出示“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办不了离婚。女儿忍受不了家庭破裂的事实，离家出走。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两人暂时尽弃前嫌。其实，“结婚证”一直藏在光荣证的镜框背后。 　　在这一类“寻找”模式中，故事以主人公丢失一件“旧物”为开端，经过一番令人啼笑皆非的“寻找”，最后“意外重逢”。本来“物”是为“人”服务的，但“人”却为“物”所累，命运给寻找者开了一个玩笑。笔者将之称为“滑稽的寻找”。 　　二、寻人类型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讲的是一个“寻找学生”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契机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因为家中有事要离开一段时间，因此找了一个初中女生小魏来临时顶替。民办教师离开时，答应小魏“如果村长不给代课费，我来给50块钱”，但前提条件是学生“一个都不能少”。小魏在代课过程中努力留住每一个学生，但因“人小言轻”，有一个叫张慧科的调皮男生不辞而别，跑到城里去找地方打工去了。小魏老师丢失了“学生”，于是也来到城里，开始了艰苦的“寻找”过程。第一个阶段是“漫无头绪的寻找”，茫茫人海中找个人就像大海捞针，结果自然是“受挫”。第二个阶段是“漫天撒网的寻找”，在听了热心人的建议后，开始“调整方向”，到处张贴“寻人启事”，结果依然是“受挫”。 第三个阶段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