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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市场拜物教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推出了量化宽松（QE）的货币政策，至今释放了大约12万亿美元，其中约4万亿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2013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形势好转美联储即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传闻，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流出，5月以来约三分之一投入到金砖四国债券市场的资金撤走，除人民币外，其余三国货币均大幅度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恐慌，不约而同地联想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8月24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国际社会要预防可能出现的新兴市场全面危机，“IMF在必要情况下将提供援助”。 　　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类似的危机已经发生过不只一次。甚至可以说此类危机已是一种常态。在这方面，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给我们作了详尽而宝贵的介绍。 　　《新自由主义简史》出版于2005年，是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前两年，那时几乎还无人敢于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权威。大卫·哈维在书中重点介绍了1997年东南亚和韩国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债务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所有这些危机以及其他介绍得相对简单的经济金融危机有着几个共同点：这些国家都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方案；美国提高利率导致资本大量流出；接受了IMF的紧缩药方（同样是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从而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当前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幕正是从前所有这些经济金融危机的重演，只不过是否也会造成巨大损失，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必然带来动荡，则是由历史证明了的、毫无疑问的定论。对此，《新自由主义简史》有具体的阐述。 　　但是大卫·哈维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描述历史。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从多个方面深刻剖析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指出了新自由主义化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增长放缓甚至破产、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反民主倾向，“新自由主义化唯一能宣称的全面成功在于缓和与控制了通货膨胀”。 　　大卫·哈维还敏锐地捕捉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质。他写道：“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这一过程深化了金融，后者从此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日常生活。……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关心的根本议题。”前边提到的几个经济、金融危机的案例，无不反映了这一实质性内容。正是出于维护金融资本利益的需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烈要求开放国际收支账户，而在一个开放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都将部分甚至全部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失去控制资金流动的经济手段，一旦出现任何问题便束手无策。 　　但是《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析不够深入，如译者在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哈维并不是要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们展开论争”，《新自由主义简史》的写作目的是考察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兴起和意义”。甚至在书中，哈维几次重申，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不一致的。事实上，哈维的这一观点缺乏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恰恰是完整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实践的破产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 　　关于新自由主义学说的理论实质，大卫·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学说激烈反对政府干预理论，……政府有关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决策注定错误，因为政府所能获得的信息无法与市场信号所包含的信息对称。”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核心内容的这一概括是准确的，例如，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便断言道：“据说，私人自由企业经济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听其自然，它会产生繁荣和萧条这种周期性的循环。……这些论点完全是错误的。……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 　　对市场自发性的崇拜在经济学中起源于重商主义衰落之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的自发性足以保证实现最大的福利，就是所谓“看不见的手”。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写道：“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根据他的劳动价值论，价值是生产商品消耗的劳动，所以“最大价值”从而最大的福利也就是最充分的就业和商品数量的最大化。 　　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解与这一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当代主流经济学继承了“看不见的手”，但是内容全变了，因此也丧失了几乎全部合理性。在当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最终能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同时所有市场主体都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即帕累托最优，这就是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而若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则必然同时实现了市场均衡，也就是存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