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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编辑思想形成外部作用 　　摘要：编辑思想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出版业综合发展的产物。政治制度影响书籍选题，并作为决定内容是否适合出版的标准而产生作用；丰富的文献典籍著述是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晶，形成了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出版文化，文化大发展催生并影响着编辑思想的发展与成熟。古代科技实用性特征促进了学科发展，也带来了丰富的科技书籍文献，在记载科学技术成果、传播科学技术成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伴随图书出版数量、种类的不断增加，编辑经验日益丰富，认识不断提高，由初期浅意识逐渐形成鲜明的编辑思想。 　　关键词：编辑思想；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出版实践；外部作用 　　中图分类号：G2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2―0149―08 　　编辑思想是社会的产物，也是出版实践的必然要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变化是它产生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当外界环境促使其产生与发展时，它作用于图书出版实践，顺利产生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文献作品，正如汉初疆域改变、民众迁徙、郡国地志之书始得兴盛一样；当外界环境不利于它发展时，它依然存在，或曲折或顽强地通过言论、作品表现出来，会变得丰富与深刻，产生的作品意义更加深远，影响力更大。因此，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出版业综合发展的产物。 　　关于编辑思想的基础研究很少。20世纪80年代，胡光清先生曾在《编辑之友》上发表过《中国古代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的一般特点》、《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等系列文章，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吴道弘先生也曾提出将编辑史与编辑思想结合研究的观点。曹之的《中国古籍编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韩仲民的《中国书籍编纂史稿》（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靳青万的《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思想在编辑活动中的作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2007年，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即展开了关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统研究。本文为编辑思想形成之部分研究内容，其研究无论对于编辑学的内容拓展，还是编辑史的深入探索均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制度在编辑思想形成 　　与发展中的作用 　　编辑思想离不开时代政治的影响。人的意识、社会上层建筑往往受制于国家政治。“盖孔子之政治思想固显然以承认现政权，维持周制度为出发点”的原因，正是因为商周之际由部落社会逐渐进入封建专制社会。秦始皇吞并六国，为统一安邦，定天下为郡县，定君主为专制，诸子百家纷纷表现出相关的适应性，儒家以其雄厚的实力最终战胜了法、墨、道诸家，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年之正统主流学派，也才有了“定儒术为一尊”的编辑出版思想。 　　《管子》一书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是谁写谁编，然司马迁谓：“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又谓“至其书，世多有之”，证明确有其书。书中政治思想与编辑思想统一，内容紧贴春秋时代。《任法篇》说“生法者君也”，《君臣》下篇说“赏罚以为君”，人君是治国安邦之重要角色，安乎国家社稷之大事，故“安国在乎尊君”。这种至高无上的尊君思想与封建宗法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尊君”之外，“顺民”思想也在《牧民篇》、《形势解》、《君臣》中多处体现。“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如此等等，即构成管子重视民意之编辑思想。因为民有根本之利益，得民意则国力增，若人君之政令与民意相违背，则国家覆亡可待。此外，管子以“尊君”为政治目的，“以法治国”为重要方法，对朝廷、对国家、对百姓之法治思想也十分明确。《重令篇》曰：“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在国家政治制度下，编辑思想也十分明确。《管子》86篇，其中约1/4的篇章是论述“民有经产”理财思想与观点的。 　　从书籍内容来说，写什么、不写什么，是以有政治作标准的；从文献书目来说，哪类图书进入书目，哪类图书不得进入书目，也是以政治作标准的。从编撰著述来说，选题更是直接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如兵书的题材与出版兴盛，多发生于战争频繁、烽烟四起的年代。《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兵书53家，790篇，图43卷；先秦兵书共165部，830多卷。先秦兵书出版数量之多，即是因为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兼并、战争不断，也正是社会对军事书籍重视的表现。再如，秦代文书档案多于图书著述的现象即是秦朝中央集权的需要。秦时，许多的政治、经济制度要建立，规章制度要颁布，各种会计记录、簿册、户籍、田亩制度等需要审核查对。《商君书》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