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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烟桥在《文萃》上漫画作品 　　与1937年底因上海沦入日军之手而被迫离开时的那种悲凉与愤慨不同，陈烟桥于1945年12月再次回到上海时则带着抗战胜利的喜悦与重回木刻故地的兴奋。1931年，烟桥因向往木刻创作而来到上海这一中国新兴木刻的发源地，在鲁迅的关心与培育下成长为上海木刻界的重要一员；1937年，他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以画笔投身抗日宣传与慰劳工作，直到国军退出的11月中下旬，才与妻子离沪抵港，上海俨然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当然，此次回到上海，还有一件事压在他心头：国共既联合抗战取得胜利，又经常摩擦甚至对抗，今后的国共关系如何发展？ 　　这时重回上海的文艺界人士相当多，他们大多都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抗战胜利了，该协会名称中的“抗敌”二字已经删去。于是在郑振铎、巴金、许广平等人的筹划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共计“六七十个文艺工作者”，烟桥也在其中。该会的成立大会被称为“胜利后上海文艺工作者第一次的大集会”。 　　经历过八年抗战的文艺界人士，无论对政局还是对生活都比战前见识广、感触深、想法多，要在创作中表现反映的内容极为丰富。抗战结束后的短短两年内，在上海已办起了数百种期刊（包括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近百种期刊）。其中1945年10月9日创刊的《文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46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加强了对《文萃》的领导，借助其读者众多的优势，将之前以“大后方”各地报刊的文摘为主的该刊，改造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特约组稿的时政期刊，使之成为旗帜鲜明地揭露国民党高唱“和谈”时准备发动内战的两面派手法、真实公开刊登国内外重大事件有关消息的地下刊物。之后的《文萃》辟有“中外文萃”、“时事周评”、“新闻集萃”、“文萃信箱”等栏目，李南山、胡绳、乔冠华、马叙伦、马寅初、周建人等经常为该刊撰写政论性文章，郭沫若、田汉、茅盾、刘白羽、臧克家、丁聪等文化界人士也常为该刊创作文艺作品，《文萃》上还有一些版画、漫画及音乐歌谱类的艺术作品刊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局与社会的动荡不安。仅就笔者看到的部分《文??》而言，陈烟桥以自己的本名或笔名“雾城”在《文萃》上发表了近20幅漫画，是《文萃》上美术作品的重要作者之一。 　　1946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思南路“周公馆”接见了陈烟桥等十余位木刻家与漫画家，烟桥代表木刻界将出版不久的《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十余本交周恩来转赠延安的木刻家。这是他1940年离开《新华日报》后又一次见到周恩来。在这次会面中，他得到周恩来的肯定与鼓励，对形势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46年7月，著名教育家陶行之因坚决抗议国民党独裁政府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而上了特务的黑名单，陶行之不但毫无畏惧，还称自己是李公朴、闻一多后的“黑榜探花”。7月15日，他终因劳累过度、刺激太深，突发脑溢血而逝世。周恩来闻讯赶去，握着陶行之尚有余温的手，流着泪向在场的友人说：“在短短的二十多天里，连续失去了三位民主战士，实在没法不使人悲痛！”烟桥曾在1939年应陶行之邀请担任重庆育才学校绘画组主任，两人有较深的交往。烟桥遂发表了漫画《和平之神在哭泣》，画面中央是和平民主女神在李、闻、陶三位民主人士的尸体旁哭泣，边上还有一具尸体没有标明是谁，仿佛暗示国民党特务仍在继续对民主人士下毒手。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在“双十协定”签订之初，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对报刊还实行“解除文检”，但随着内战准备初步完成，国民党政府便撕下假面，加强文化管制，并对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宣传的报刊施以高压，从重新登记、行凶抓人到查封取缔，双方的阵线越来越分明、矛盾越来越尖锐，在时人的心目中，这已经是民主与独裁的对决。这种对决反映于烟桥的另一幅漫画《搏斗》之中：国民党独裁者曾用过的“秦始皇留”与“希特勒送”两把刀已被民主斗士的大刀砍断而弃于一旁，手中只剩下“USA”这把断头刀了。 　　当时的民主党派和许多进步人士确实希望在抗战八年之后不要再有内战。既然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明确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就应该给国人创造和平建国的前景。然而，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全然不顾“双十协定”的规定攻占张家口市，紧接着便于当天下午宣布将在11月12日正式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一个月之后，国民党即片面召开了“国大”，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排除在外，仅拉来青年党等个别小党作为点缀，先前承诺过的“扩大政府基础”成了一块隐蔽其内战行径的障眼幕布。烟桥的漫画《苍蝇粘上，蜜蜂飞了》形象而生动地将“扩大政府基础”的说辞比喻成凶恶的蜘蛛所张开的大网上的诱饵，而这张大网只粘住了青年党等几只“苍蝇”，民盟等“蜜蜂”却远远地离开了。在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下，烟桥又发表了漫画《悬崖勒车？》，用大家看道路方向牌这种通俗易懂的画面昭示：悬崖上开的绘有青天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