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与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docVIP

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与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 　　摘 要：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来华影响了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的演进历程。这主要体现为：考察团开展的各种检讨，影响了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的演进历程；特别是考察团针砭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指责大学课程设置混乱问题，以及建言实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推动了国民政府发展西部高校、改革大学课程、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进而，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呈现出两点积极变化：其一，汲取欧洲高等教育经验；其二，从混乱局面转变为有序发展，在办学质量上有所提升。 　　关键词：国联教育考察团；民国；高等教育；演进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64-05 　　1931年9月至12月由波兰教育部司长华尔斯基（M.Falski）、柏林大学教授卡尔?柏克尔（C.H.Becker）、法兰西学院教授蓝格汶（P.Langevin）和伦敦大学教授唐奈（R.H.Tawney）四人组成的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近现代中央政府首次邀请西方学者对中国教育作“概括的考查，作系统的报告”的活动。[1]252考察团通过各种途径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在事后提交的报告书中检讨了中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状况，并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检讨，为国民政府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探讨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与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之间的关系，对于梳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考察团来华考察的背景与 　　概况 　　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在国民政府大举改造中国教育的背景下启动的。据1929年国民党“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披露，训政之初的国民政府对当时中国教育状况很不满，痛斥中国教育存在着“六滥”（即学校滥、办学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和升学滥）和“四恶”（即教育成为个人造势的工具，浪费了师生的才气、增加了学生的欲望及增加了分利失业之徒）等问题。对此，《决议案》指出各级政府须抓紧“救治”，“以三民主义之精神，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矫正从??教育放任主义之失，而代之以国家教育之政策”。[2]此决定宣示国民政府将改造中国教育。尔后，教育部一面着手改造事宜，一面借鉴西方经验，以使中国教育“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当时，以胡汉民为代表的政府高层认为中国教育的“放任主义”问题是由教育界人士片面学习美国引起的，他们更欣赏欧洲教育经验。[3]故1931年三四月间，教育部、行政院分别致函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委派欧洲专家来华考察。于是，同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 　　按国民政府邀请之意，考察团来华是为了帮助“拟定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布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改善”[4]1。据此目的，考察团于1931年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镇江、无锡、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体制、学制系统、教育财政、教学组织、各级各类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并于1932年出版总计15章222页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该报告检讨中国教育状况，提出不少改进建议。如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则未重视职业教育。针对于此，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学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少问题，国民政府痛斥这些问题是造成国家缺乏建设人才的主因，故考察报告第三章对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较重的检讨，篇幅约计58页。 　　而对考察团的检讨，政府高层和教育界人士很关注。如在考察报告撰述完毕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两位政要为之作了序，蒋梦麟[5]、任鸿隽[6]、李建勋、罗廷光[7]、廖世承[8]、张佛泉[9]、尚仲衣[10]、黄问歧[11]、章光涛[12]、许恪士[13]等人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当时政界人士的褒奖较多。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称赞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书“对于各级教育之制度方针与乎其内容之剖析”，有着诸多精到处。[14]教育界人士对考察团开展的考察则提出了批评。如认为考察团仅在中国东部地区作考察，考察范围有限；认为考察团开展的检讨意在推动中国教育欧洲化。不过，在考察团检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赞誉。1933年，署名为“青士”的学人撰文说，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很有价值，值得参考[15]。同年，李建勋说，除大学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学分制的建议“尚有讨论余地”外，考察团提出的其他建议“均为改良吾国大学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当局“照此方策进行，则吾国大学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时的确参考了考察团的意见。 　　二、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