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凯恩斯主义”.docVIP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凯恩斯主义” 　　中国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则视之为变革的发生。 　　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 　　特别有趣的是，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诩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辅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就是这样的“三好先生”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许是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被误读的“士农工商”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 　　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 　　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 　　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当代史家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断定：“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最早。” 　　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 　　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欢迎，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这样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