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花园下江人迁徙风暴.docVIP

张家花园下江人迁徙风暴 　　在许多人眼里，位于人和街的张家花园天生就应该是一条生长在重庆的小街，因为它总是和梯坎联系在一起，作为重庆最陡的街之一，张家花园甚至可以算是山城地貌的模子。 　　作为老居民社区，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旧砖青瓦，以及那些爬满常春藤的灰墙。穿行其间，阳光总是透过梧桐树的叶子一片一片掉下来，在人身上打出一种酥痒而慵懒的感觉，而黄桷树就在街边的某一个拐角，陪伴着张家花园从繁华走到祥和。灰墙根下是由篷布搭建起来的娱乐场所，白天这里是茶舍，晚上在茶舍的间隙中，就会搭起来许多烧烤和串串摊子，一时间，一种只属于柴米油盐人间烟火在夜色中淡淡地升腾，将清新雅致的张家花园裹了一层又一层。 　　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慢节奏的巷弄，在半个世纪前曾陷入一场由“下江人”带来的移民风暴之中。 　　悲惨的万里移民潮 　　“下江人”一词，是抗战时期四川本地人对随国民政府迁移来渝而故居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外地人的独特称谓。所谓“下江”，泛指三峡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故称其地之人为“下江人”（后来泛指所有从沦陷区逃出的国民），对应重庆人自谓的“上江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地沦陷，大批东北籍的难民逃亡内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失守，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武汉成为战时行都，大批难民从东北、华北方面涌入，武汉三镇遍设难民所，大量收容，人满为患。 　　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重庆，不久武汉失守，在武汉地区的难民加上湖南、湖北、江西不愿做亡国奴的“下江人”不惜冒生命危险，逃出日寇魔掌，向四川大规模撤退，目的地主要集中在重庆及周围区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的通道就是长江。而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在川鄂、川湘几条进入重庆的水道、公路甚至山区小道上，逃难的“下江人”络绎不绝，沿途还遭到日本飞机的扫射轰???。当时只是初中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聂华苓，就在其许多著作中，描写过逃亡途中难民遭到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的悲惨遭遇，她本人正是那次艰难迁徙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重庆作家涂国洪在他的《卯城》一书中，也记录了一位江浙女子的传奇故事，说她舍却合家财产，孤身抱着一祖传紫檀夜壶逃出南京，在三峡落水最终靠着这夜壶漂到岸边神奇地捡回一命。 　　以船为家的难民生活 　　“下江人”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却发现这里也并非天堂。当时的重庆，正处于日本人的狂轰滥炸之下，加上陆路运输堵塞，饥荒也正在这个被塞满的城市里蔓延。 　　现居重庆的望熙华老人祖籍湖北，曾是当年的“下江人”之一。望老回忆，望家才来重庆的时候，由于举目无亲，全城人满为患，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得东躲西藏。望老说，他们一家为躲避空袭，把防空洞当成了家，但防空洞里面设施不完善，洞内常年阴暗潮湿，洞顶时有水珠滴漏，除洞口可自然通风外，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只有煤油灯照明。后来，在一些重庆居民的照顾下，他们一家搬到“猫儿石”，嘉陵江边的一所房子。但好景不长，由于涨洪水，一家人再次无家可归，万般无奈，只得用积攒来的钱勉强买下一艘旧木船，一家人就搬到了上面，把木船当成了在重庆的“家”。 　　像望老一般由外地逃亡来渝的难民，住满了各大小旅馆及栈房。不同籍贯的外地来渝人员，疏散至重庆区县定居，同乡难民相对集中，如江津安徽人居多，故江津被称为 “小安徽”；合川江苏人为众，故合川被称为“小江苏”；武汉人则相对集中于长寿，故长寿被称为“小武汉”。 　　“上下江人”的隔阂与融合 　　在诸多疏散点中，最好的去处便是张家花园一带。因为这里的房屋多为西式结构，光线充足，水电设施齐备，居家十分方便，因此这里也就吸收了最多的移民。 　　浙江人苏太余，本是武汉商会的会长，他在武昌办裕华纱厂，纱厂女工数千人。武汉沦陷后，苏老板预先包好船只把纱厂迁来重庆，所有女工全部运到重庆张家花园安置。张家花园一带人口骤增，住房紧张，物价也突然上涨。一个铜板此前能买两个烧饼，后来只能买一个。由于房屋不够，外来女工们占道建起简易的房屋，美其名曰“抗战屋”。“抗战屋”从一层楼发展为二楼、三楼，就叫“抗战楼”了。随女纱工同行的父母，他们就地做小买卖，尤其是“小吃馆”如雨后春笋，花样翻新地出现了，挤压了重庆的早餐市场。由于平静生活受到影响，老重庆住民滋生了对外来人的“反感”。平时，对外来人一律称“下江人”，不满时就戏称为“脚底下人”。 　　张家花园“下江人”里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大家，老舍、茅盾、胡风、臧克家、何其芳、郭沫若、巴金、胡风、朱自清、丁玲、田汉等都曾聚集于此。习惯了畅所欲言的他们，以自己的喜好为转移，毫不避讳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