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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一则李大钊手迹 　　摘 要： 一份珍贵的史料发现伴随着欣喜，也意味着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对于历史资料的确认，需要我们不断从新的角度去分析相关的资料来佐证，反复推敲、日臻完善。本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最新发现李大钊珍贵手迹》一文中相关问题不同的观点进行表述，旨在抛砖引玉，愿更多的人关注李大钊的研究。 　　关键词： 李大钊手迹 北京大学图书馆 写作时间 　　一 　　1987年时值李大钊就义六十周年，恰逢此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整理馆藏古籍过程中，意外地在一封陈世璋写给李大钊的信的信封上，发现了李大钊的手迹。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图书馆的于义芳同志十分崇敬地写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最新发现李大钊珍贵手迹》一文，以此表达对革命先烈的诚挚的纪念，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上面。 　　文章认为：发现的这则李大钊的手迹，一方面是手迹本身作为历史文物的珍贵，特别是现存的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方面的资料比较少。另一方面可以从李大钊及时处理订购教学参考用书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表现出李大钊当时作为图书馆主任严谨的工作态度。李大钊在收到来信后，不仅立即批示：望即订购，还特别具体地分别指出杂志和书籍的采购途径，连可以委托周作人办理杂志的订购事宜都清楚地写出来。文章在李大钊完善图书馆管理制度、拓宽图书采购渠道方面都有所分析。正是由于李大钊对图书馆事业的兢兢业业，在他从1918年2月至1922年12月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图书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图书馆的藏书增长到中文书籍20余万册，西文书2万册，日文书千余册，五年时间，中文图书增加3万余册，外文图书增加1.8万余册，使图书馆藏书结构得到很大完善。不仅方便了北京大学师生的教学和科研，而且相应提高了北京大学在全国高等学府中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该文还特别考证了这则手迹的写作日期，当是1918年6月15日之后不久。 　　于义芳同志的文章发表之后，至今似乎没能受到李大钊学术思想研究界的足够重视，也没有见到对此提出商榷意见。因为，2006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五卷集，对这样一则珍贵手迹，在编辑时也未予录入。 　　时隔二十多年以后，重读此文，觉得倍感亲切，同时对文章所涉及的一些观点认为还有加以讨论的必要，不过这种讨论不是指信封上的文字是否确为李大钊的手迹，而是对文章中的解读存有不同看法。 　　二 　　于义芳同志在文中说：“鉴于李大钊同志1918年2月方继章士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而同年10月图书馆即由马神庙迁至沙滩红楼新址，故此信的写作时间一定也在1918年的6月15日。”确实，此信书写的寄信的地址是：“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生”，而不是“沙滩红楼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生”。凭此信封上书写的地址来推断，说这封信写于1918年6月15日，应该说是有所依据的。 　　然而细加审读，觉得对这封信的写作时间还需要进行一番推敲。 　　（一）马神庙公主府的北大校区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3日，清光绪皇帝传诏成立（现在的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1900年遭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严重损毁，1902年张百熙主持校务时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和扩建。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1918年10月，红楼建成后，北京大学本部从马神庙迁到沙滩红楼，1918年10月14日，北大图书馆开始搬迁，改为上午闭馆，下午在旧舍办公。至22日搬迁完毕，开始在北京大学新馆照常办公，阅览室开放。[1]马神庙在北，沙滩在南，在两条街上，沙滩只是一条道路，无沙无滩，道路中间沙土多、道边摊贩多，哪里有今天的模样和名气。人们当时还是习惯称呼北大在马神庙的。 　　如此说来，这封信若是写在图书馆搬迁之后，其写作日期则应是在1918年10月22日之后。那么，这封信写作应是在1918年6月15日（于义芳同志观点）或者是1918年10月22日图书馆搬迁之后了。 　　（二）北大“化学系”的名称，开始使用是1919年的事情，此前称为化学门。1919年秋季开学后，北京大学正式改门为系。陈世璋应该不会在1918年就使用“化学系”这一名称。陈世璋在信开头就提出：“化学系外国专门杂志近来罕见，学生等屡屡请求设法添购，教员等亦感缺乏参考之苦。”从这种口气上推测，应是为化学系情况代言。 　　（三）在北京大学技术编研办公室李向群先生所撰写的《老北大校园变迁回顾》一文中介绍：1918年红楼建成后，文法两科迁入红楼，马神庙公主府校区主要供北大理科使用，1920年实行新学制，废止原来分科的办法，马神庙校区改称理学院“北大二院”，红楼校区改称“北大一院”，初步成为老北大校园的中心。[2]在陈世璋信中称“再化学书前此开呈名单承允照购者，至今未到二院书馆，不知何故。”这里的“二院书馆”显然应该是指北大图书馆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