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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查性报道视角评析社会运动纪录片 　　[摘要] 作为一个学术界的新领域，社会运动纪录片的学术形式尚未形成一个标准的模式。所以，通过其它学科，例如调查性报道来透视社会运动纪录片的学术形式、美学形态，以及其根本目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 　　[关键词] 社会运动纪录片 调查性报道 社会运动 人民公社 美学形式 　　引言 　　纪录片的基本功用是记录人的生活，而由于各种社会关联均由人所建立，所以纪录片也自然而然地具有它的社会属性。纪录片作为参与社会运动和变革的工具已历时已久。1966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制作的一个纪录片集《以挑战求变》（Challenge for Change），就利用拍摄纪录片来带动市民与政府对话，以协助解决贫穷的问题[1]。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纪录片作为社会工具的属性已经被大部分独立导演所忽视或有意的回避了。随着社会的加速变迁，越来越多有洞察力的人再也无法忽视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于是关注人命运和公民权利的纪录片，即社会运动纪录片，大量涌现。 　　目前，对社会运动纪录片和调查性报道的比较性研究并没有广泛开展，但是已有一些学者开始了对此议题的研究。任远在其《论报纸的深入报道》[2]一书中曾用整个篇章论述调查性报道与社会运动纪录片的必要性关联。下面我们将通过对调查性报道的比较分析来探讨社会运动纪录片的社会目的与美学形式。 　　比较分析 　　赵淑萍曾对社会运动纪录片和调查性报道进行过比较分析，她认为，两者的相同点是调查对象都是社会问题或重大事件，调查的目的都是披露事件内幕及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采访环节上都要求深入挖掘，认真研究。从社会效果看，两种范式均能引起观众的特别关注。[3]那么，相比调查性报道，社会运动纪录片的美学形式又有何差别？克莱梅尔曾指出，一部纪录片的品质，取决于它的美学品质[4]。但是，当我们评判一部纪录片好坏的时候，美学品质是唯一标准吗？是否存在其它比美学品质更为重要的因素呢？ 　　事件·调查 　　调查性报道的开展基于对传播特性的深刻理解，它是一种调查事件过程的方式，并通过呈现事件的本原以在???众中建立对事件的认知、理解和思考。 　　社会运动纪录片具有相似的特性。一部社会运动纪录片的导演需要亲临事发现场，或亲访参与事件的人物。不论是艾滋病携带者、环保主义者还是底层受害者，都可能是片中的主人公。一些社会运动纪录片往往专门以社会调查为主题，例如艾晓明的《公民调查》就是拍摄一位名叫谭作人的中国公民在汶川地震灾区走访受灾群众，并确认死去孩子名单的纪录片。 　　调查性报道的美学特性为：1.宏观思维，高屋建瓴，2.哲学思维，理性启迪，3.时空拓展，容量丰富，4.题材重大，纵深开掘[5]。然而，这些特性亦可成为调查性报道的缺点，因为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得出结论，并呈现在受众面前。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钱刚的《唐山大地震》。这个报道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十年才得以发表。在某种程度上，长时间的调查可以有效地避免多方面的干扰和压制，但同时也显出一种疲软的态势。此外，调查性报道往往具备的是紧凑的节奏而非充分揭示整个事件的详情，而且其所能达到的效果通常只是在发布后一时的“社会轰动”。与其相比，社会运动纪录片更加关注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结构。并且，纪录片的特性恰恰是可以灵活地播出，且任何一次播放，均可在受众中引发思索，以此达到长期引导受众的效果。 　　事实·理念 　　调查性报道常常挖掘更多的事实，这些事实，或许决定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它表达了一种基于被掩盖事实之上的判断，并搜集一些被故意隐瞒的情况。它调查的不仅仅是一些适于公开露面的知情人，还有那些不为人知却掩藏着秘密的愿意冒险发声的人们[6]。 　　调查性报道和社会运动纪录片均试图揭露一些个人或机构掩盖着的真相，而这些人往往是那些了解情况，有责任在身，却不作为的人。新闻、报道和纪录片的美学特性均有一些标记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引起受众对现实的期望。这些期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媒体的审视方式，所以受众会针对媒体给出他们自己的回应。不同的理念会导致不同形式的新闻报道；但是，调查性报道不同于分析报道和解释报道，它的全部任务是寻找事实的深度，而非理念的深度。 　　现场·参与 　　调查性报道可以实现读者对现场性感觉的需求，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些事件回放，以此作为其美学特性之一。但是相比之下，社会运动家可以利用纪录片来“营造一个公开的环境，公民和意见领袖可以在其中碰面、讨论，并对问题做出行动。[7]”一些学者曾总结，一部优秀的社会运动纪录片的美学形式应该是具备自觉的风格，因为这种自觉的风格可以打破媒体的神话，从而引发受众对媒介本身的注意，并且激发观众与纪录片作者之间更加亲密的互动[8]。 　　《人民公社》作为社会运动纪录片以及电影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