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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社会能力概念述评 　　社会能力是儿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影响儿童的人际交往、心理健康、生活与学习质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预测儿童将来的人际关系、情绪情感调控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发展水平[1]。开端计划的最早倡导者之一Zigler曾指出：社会技能应该成为开端计划早期干预项目的主要内容[2]。近30年来，儿童社会能力培养在理论和技术层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这些技术的运用确实改善了部分儿童尤其是不良儿童的社会技能。然而，对这些干预研究效果的元分析表明社会能力干预只有短时的效果，缺乏长时的效果。针对元分析的结果，Gresham认为有必要对社会能力的研究进行反思，重新考虑社会能力的理论构建问题[3]。 　　我国对社会能力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目前的一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儿童同伴关系和社会技能方面，对社会能力的概念、理论探讨不多。Zigler认为儿童社会能力之所以没有变成心理调节的重要变量，就是因为缺乏明确的定义，人们总是试图用一些本身就模糊不清的概念来解释它[4]。因此，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对儿童社会能力进行比较清晰的概念界定，构建明确的理论框架，这是比较关键的。本文简要回顾儿童社会能力的几种常见定义，指出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整合应变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儿童社会能力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基于同伴关系的界定 　　同伴关系（peer relationship）主要是指同龄人之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之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儿童社会能力的研究最早是从同伴关系开始的。20世纪初期，一些著名学者，如弗洛伊德、艾里克森等就提出社会群体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5]。20世纪30年代，研究者开始着手进行儿童同伴关系的实证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儿童同伴关系研究的中断。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关于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才又重新激起人们的兴趣，Hartup指出同伴关系在儿童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后的一些研究主要围绕着“同伴关系在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和社会适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命题而展开[6]。也有许多研究发现，儿童同伴关系的质量可以预测其青少年期和成人期的学业、反社会行为和心理病理症状。70年代中期至今，同伴关系的研究不断地系统与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众多研究者运用同伴关系的质量来衡量儿童的社会能力。 　　同伴关系包含两个重要的层面：同伴接纳（peer acceptance）和友谊（friendship）。同伴接纳是一种群体指向，反映的是群体成员对个体的态度——喜欢或不喜欢、接纳或排斥。同伴接纳水平是个体在同伴群体中声望和社交地位的反映；友谊则是一种个体指向，反映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同伴接纳和友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经验，在儿童发展中具有不同的作用[7]。 　　儿童同伴接纳的研究主要采用社会测量法。这一方法由J.C.Moreno最早创立，有两种变式，即同伴评定和积极消极提名。社会测量法能够定量地揭示儿童在同伴群体中的人际关系状况。关友谊的测量标准和维度尚有争议，学界一般采用访谈法和问卷法对儿童同伴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测查[8]。 　　基于同伴关系的社会能力有较高的客观性与跨时间稳定性，但其只能区分出社会能力低的儿童，却无法解释这些儿童出现的问题与导致同伴关系不良的原因，因此对实践干预的价值不大。而且，儿童同伴关系及儿童的社会适应是相关研究，互为因果。 　　二、基于社会技能的界定 　　学界对社会技能本身的定义存在一定的争议。国内有研究者指出社会技能是个体在社会生活环境中有效而恰当地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活动方式[9]。基于社会技能的视角来界定社会能力可以解决同伴关系界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社会技能常常作为社会能力的同义词出现。这种界定方式运用儿童所拥有的恰当技能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儿童的社会能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研究证实社会技能方面存在缺陷的儿童在情绪、行为和学业上也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社会技能好的儿童则会表现出优良的学习成绩，更受人欢迎。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技能试验指出，与控制组相比，受训的儿童在同伴接纳中确实受益。追踪研究还发现，社会技能对儿童成年期的社会适应状况有重要的意义。90年代以后，社会技能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日趋深入，研究的内容包括儿童社会技能的意义与作用，与同伴交往、学业成就、情绪发展等的关系，认知因素、缺陷及干预等。 　　学界研究社会技能的方法主要是社会测量法和行为评价法。社会测量法是同伴关系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行为评价法是指对儿童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表现做出评价的方法。该方法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明确构成社会能力的技能内容与数量，为此，学界给出了若干的评定标准，即社会效度、能力相关、常模等。 　　社会效度标准是学界较为常用的一个评定标准，认为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