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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人物品评语言艺术 　　摘 要： 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不同于魏晋之时的人物鉴识，如果说后者偏重艺术感性的话，那前者则更多是注重实用理性了。作为先秦时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也同样具有其独特的语言艺术。既有崇尚质实的一面，又有重视文饰的特点。尚实使其具有简约风格，重文又使其具有生动特色。 　　关键词： 先秦儒家 人物品评 语言艺术 　　提起人物品评，我们往往想到的是魏晋时期的鉴识风气。然而，人物品评早在先秦之时便已发展成一种文化现象，其中尤以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为典型。 　　先秦时期儒家的人物品评除了具有人物品评的共性之外，还具有其自身独特性。首先，先秦儒家人物品评较为理性，对算命等方术很少言及。这主要是由先秦儒家学者的自身思想决定的。当时，社会上预测他人命运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例如，“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左传·文公元年》）又《国语·晋语八》中记载：“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之，往，及堂，闻其号也，乃还，曰：‘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诸如此类的预测，并不鲜见。先秦儒家保持对此种品评的远离，与他们对“命”的看法不无关系。“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先秦儒家对“命”大多采取敬畏的态度，但并不会去预测，而是以“修身以俟之”（《孟子·尽心上》）的态度去对待。傅斯年说：“君子唯有敬德以祈天之永命，修身以俟天命之至也。此为儒家思想之核心，亦为非宗教的道德思想所必趋。”[1]因此，先秦儒家学者们主张力求当下的有为，而不致难测的命运。其次，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的自身目的性较强。春秋战国之时，百家争鸣，各执一端以著书立说，儒家也未曾超然于外。因此，儒家经典中的人物品评，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们宣传自身思想的工具，在对人的品评中常体现出自家偏向。因为这一缘故，先秦儒家人物品评也就染上了很多自身色彩。“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诸如此类，均体现出儒家自身的思想倾向，即对道德的肯定和对礼法的遵从。也正因为上面两种原因，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也就颇为注重现实实用性，这种特点也成为先秦人物品评与魏晋人物品鉴的最大不同之处。 　　作为人物品评的表现形式，品评语言本身也表现出了先秦儒家一定的思想倾向。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但也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内实与外饰兼重的思想使得先秦儒家在注重语言内容的基础上，还较为注意对语言的修饰。先秦儒家对人物的品评语也因而具有一些自身的特色。 　　一、质实简约又具抒情性 　　先秦儒家重内在之质，相对于外在的言辞，更注重人内在的德行，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阳货》）无论是孟子所推的仁义之途，还是荀子阐发的礼治思想，在个体的人身上，也都是对个体内在之质的要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其核心精神都固守其位，没有舍本逐末去过分关注外在言辞或容服的修饰。 　　这种重内在之质的思想一方面影响了人物品评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使得先秦儒家对他人的评语也多为直指质性的直接评论，而不尚雕琢藻饰。因此，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语也就具有了较为质实的风格特点。例如： 　　雍也仁而不佞。（《论语·公冶长》） 　　枨也欲。（《论语·公冶长》） 　　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 　　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尽心下》） 　　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荀子·臣道篇》） 　　诸如此类的句式，大多简明扼要，有一字一词即可寓褒贬的作用。这种简单直接的评论一般未加以过多的修辞润色，且多采用判断句式。其中，“（人物）+也+（品评语）”和“（品评语）+哉+（人物）”的句式运用较多。这类句式往往结构固定，形式变化不大，故而语言往往也显得较为质木无文。 　　但是刘淇在《助字辨略·自序》中说：“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虚字其性情也。”[2]在这两种品评句式中，“也”字与“哉”字两个虚词的运用也很恰当，这就使得质实的语句中多了些浓重的感情色彩，更加真切地表现出品评者的态度与倾向。比如“孝哉闵子骞”①一言，本是简单的评语，因为“哉”字却使得此句话多了些浓厚的赞叹之情。又，“小人哉，樊须也”中的“哉”字则使得对樊须的批评之言中多了些责备情感。孟子评价梁惠王，说他“不仁”，而一个“哉”字又增加了语言的抒情性，使得贬斥的味道更加浓厚。因此，直接品评所用的语言虽然具尚质倾向，但也是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