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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画论“终求其理”批评趋向 　　摘要：北宋画论颇多言“理”。但其所谓之“理”并非仅仅是普遍认为的“理学”之“性理”。它浅到显见之“地理”、“物理”、“常理”——要求对所表现之对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并加上自己的理性思考；深到难见难晓之“情理”、“神理”、“性理”——要求以细致入微的观察为基础，遵循艺术创作活动本身的规律性和规定性，在绘画意境和人生境界上提升画格，以技进乎道。这是宋人对于绘画作品之六种依次递增的“理”性要求。它同时也是对于绘画创作主体之观察力、识见力、线性思考力、联想力、抽象思辨能力，以及道德自觉力等依次递增的“理”性要求。本文通过分析这六种依次递增的“理”性要求，来考察北宋人如何在游艺中穷理，并揭示出北宋画论“终求其理”的批评趋向。 　　关键词：地理；物理；常理；情理；神理；性理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北宋画论颇多言“理”，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惜未深究，认为“理学”既兴起于北宋，则画论所谓之“理”必定乃“理学”之“理”。如郑昶先生和王世襄先生均有此意。郑昶先生曰：“宋人善画，要以一‘理’字为主，是殆受理学之暗示。”①王世襄先生则曰：“宋代论画者，最喜谈理。此种风气，为宋代所独有，盖当时理学昌盛，而画论者，亦无形中沾染其色彩也。”②而依愚见，以郑、王为代表的学界此种观点，似待商榷。本人执此观点，乃基于两点考虑：其一，理学在宋代最初并没有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甚至一度还受到禁锢，直到南宋理宗时，由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扶植和表彰，才使理学官学化。其二，中国画论很早就有重“理”的自觉，并不是宋代才开始的。且宋代画论中所言之理，与宋代理学虽非全无瓜葛，但确实是两回事。 　　先看理学。理学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呢？一方面，由于五代时期士风败坏，“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甚至出现了一人“事四姓十君”③之类的现象。同时，隋唐以来佛道畅行，严重冲击传统儒学。传统儒学由于《正义》和《定本》的颁行，已受到了???重的束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关系上，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时期，过去那种人身依附关系比较强的部曲、佃客制已基本消失，代之而兴的是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松弛的租佃制。在新的经济关系面前，基于原来以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天命论”——皇帝与天同齐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君主在人们心中的威严日趋下降。这使封建统治集团清楚地意识到，要想恢复和稳定封建秩序，必须修礼乐，必须重儒学。周敦颐、二程、朱熹等宋代儒者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挺身而出，他们以维护儒家正统地位为己任，以孔孟救时行道的义理学说为主，融合道家的玄理、佛家的心性，从“舍传改经”到“疑经攻经”，推出了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思想家们抛弃了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哲学形式，吸收了佛道二教中宇宙生成理论、佛性平等思想，同时排除了佛道二教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如不重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关系，不讲治国平天下，不从事农桑劳作等糟粕，从而使儒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并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开始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理学以“道体”和“性命”为核心，倡导“正心诚意”、“存天理、灭人欲”；以“穷理”为精髓；以“主静”、“居敬”为存养的功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④为目的，重建了儒家的人文信仰。因此，理学的诞生实际上是顺应了一种意识形态建设或者莫若说是伦理建设的需要，它更多的关注点是封建家国的伦常关系。 　　再看画学。中国画论很早就有重“理”的自觉。如南朝宋的宗炳在其《画山水序》中已经提到“理”：“夫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评价被其视为“六法该备”的陆探微道：“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可见“理”在南朝齐梁间，已是品评的某种重要标准，惜未见对“理”有进一步阐释。唐及五代画论已经进入对“理”的认识及阐释的初级阶段。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论传授南北时代》中说：“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只如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着帏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于国朝，举此凡例，亦画之一病也。”张彦远此处已经对何谓合画之“理”或不合画之“理”有了明示。张彦远提及的“汉人唐装”其实就是后来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归为“有形病”的那类。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二病”——“有形病”和“无形病”⑤。所谓“有形病”乃指“花木不时，屋小人大，或树高于山，桥不登于岸”等。由于北宋以前好画“全景山水”，故屋小人大、树高于山显然是不合“理”的。张彦远和荆浩的画“病”论，似可视作北宋苏轼等“常理”论之先声。而被五代诟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