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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明领导魅力及其大学教育思想探微 　　摘 要：刘伯明是国立东南大学历史上具有“重心所寄”、“领袖群伦”的领导人物，他以其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对东南大学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基于哲学家的高度和对具体办学实践的反思提出大学理想“在学为人”，主张协调把握办学中“自由”与“训练”的尺度，倡导大学学者应当具有自信、自得、操守、求真、审慎的学者精神等思想，深刻揭示了大学教育目的的二重性：面对生活实际的需要和超然于现实的追求，体现出较为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他的思想不仅对当时大学办学中偏向职业教育，和较为明显的功利主义办学倾向，以及浮躁的学术风气，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反思，导引着更为理性的办学思路和价值取向，同时对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现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警示。 　　关键词：刘伯明；东南大学；领导魅力；大学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74-06 　　刘伯明（1887-1923），名经庶，祖籍山东章丘，生于南京。早年就学于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毕业后留学日本，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后，受聘为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教授哲学、哲学史、文学、教育学等。同时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他辞去金陵大学的教职，专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主任和训育主任。东南大学成立后，任文理科主任，同时任校行政委员会副主任，位居郭秉文之后。在五四时期杜威来华期间，他是杜威讲演的主要翻译和杜威学说的主要译介者，在《新教育》上发表了《试验的论理学》[1] 、《杜威之论理学》[2] 、《学生社会服务问题》[3]、《中国之学生运动》[4]等译介文章，特别是他翻译的《杜威三大演讲》[5]，对扩大杜威学说在中国的影响力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他同时参加学衡派活动，在《学衡》杂志上，发表富有反思意味的《学者之精神》[6]1-4、《再论学者之精神》[7]1-3、《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8]、《杜威论中国思想》[9]1-6、《非宗教运动评议》[10]、《论学风》[11]1-8等文章，以融通中西的态度，反思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理???地倡导新人文主义，以补实用主义之不足。刘伯明从1919年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主任、训育主任到1923年去世，经历了南高到东南大学发展壮大辉煌的过程，是一位在东南大学校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学界对他的关注和研究十分缺乏，相关文献成果颇为有限。基此，本文试从刘伯明的办学实践、主要论述，探寻其领导魅力以及大学思想的踪迹，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领导角色：以人格魅力成就“重心所寄” 　　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东南大学，它的成功与校长郭秉文非凡的办学才华联系在一起，但是了解东南大学校史的人，就会进一步认识到东南大学之所以有杰出的成绩，还与另一位领导者的贡献分不开，那就是学校的副手刘伯明。正如当年北京大学的辉煌，联系着蔡元培和蒋梦麟一样，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学校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他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12]蔡元培重理想，以人格魅力吸引知识分子，而蒋梦麟长于办事，学校大小事务，经常是由他出面办理，二人互补，相得益彰。在南方的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长于社交、办事，主外，刘伯明则大有蔡元培之风范，以道德学问深得在校师生的敬重。因此，对于1920年代集聚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南北两所大学来说，没有郭秉文、蒋梦麟的长于办学治校，没有蔡元培、刘伯明的人格魅力，似乎都很难说有当年两所大学的杰出成就，换句话说，没有蒋梦麟的北京大学，或没有刘伯明的东南大学，都可能有缺陷，是不完美的。1920年代东南大学的发展史，恰恰反映了这一事实的存在。 　　1920年代的东南大学虽然是一所国立大学，但是没有获得教育部的任何费用，经费的筹措是郭秉文这位年轻的雄心勃勃的大学校长必须花费最大的精力去办理的事情。当他相当有效率地将一大批优秀的留美学者吸收到南高-东大，成功实现学校由师范向综合型大学转型，并在很短时间内将之提升到可与北京大学相提并论的地位后，更忙于校外的活动，而将校内的工作实际转移给刘伯明。对于相对自由松散的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一个精神的领袖，是不可想象的。北京大学的蔡元培众望所归，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南方的刘伯明在实际的办学中，亦做到了这一点。刘伯明的人格魅力何在？ 　　首先，从为人来看。由于当时东南大学的发展，郭秉文主外，刘伯明主内，全校的主要负责人是刘伯明，因此，张其昀称刘伯明“隐然为全校重心所寄”，“当年南高的重心，‘高标硕望，领袖群伦’的人物，是哲学教授刘伯明先生。”[13]78南高学生陈训慈亦称“刘师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