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言志”到“诗缘情”流变.docVIP

由“诗言志”到“诗缘情”流变 　　摘 要： 中国传统诗论中的两个重要诗学范畴分别是“诗言志”与“诗缘情”，在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流变过程中，诗学观念逐渐由注重政教本位过渡到注重情感本位，这一诗学观念的演变与当时个体本位意识的复苏密切相关。本文试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分析“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过程。 　　关键词： “诗言志” “诗缘情” 情感本位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两个极为重要的诗学范畴，“诗言志”语出《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一诗歌的开山纲领，始终稳稳地占据着诗学正宗的位置。而“诗缘情”是西晋陆机在其论文《文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体有万殊，物无一量……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虽然本意是为了区分不同文体的体式特点，这却概括地反映了汉末到建安以来诗歌发展的新的走向，并客观上揭示了诗的抒情性质，被人们视为与“诗言志”并行的两大诗歌理论范畴。 　　“缘情”和“言志”作为古代诗学上先后出现的新老两个传统，是相互承接而又彼此分立的。“言志”说是我们的先民对于诗的本性的初次界定，它着眼于诗歌表达人的群体性意向心理活动的性能，在肯定诗中的情感质素的同时，又设置了各种群体理性的规范加以导引，这在古代农业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特别是我们这个宗法式礼制社会的结构里，有其不可取代的合理性。“缘情”说则是文学创作成熟以后一部分文人才士对于诗的本性的重新界定，它强化了诗的感性生命，弱化了其理性规范，使得诗歌作品纯然成了个人寄情写意的手段，显示出历史演进中的个体自觉性的增长。朱东润言：“中国诗者，大抵可分为二：温柔敦厚者为一派，其说出于《戴记》；缘情绮靡者为一派，其说出于陆赋。……国家分裂，儒教思想不足支配全社会之时，则缘情绮靡之说盛，晋宋六代之间是也。”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从先秦至两汉，其核心都还是“言志”说。“言志”说主要以强调载道、纪事为目的，所指之思想意志，虽然与情感有关，但主要受道德规范的约束，涉及政教内容、人生???向等理性方面。真正能体现诗歌作为一种有别于理性认知的新的思维方式，再在他们的作品中突破窒息情感审美的政教规范，表现出种种“放荡”的境界，那是直到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之后，才开始逐步实现的，而“缘情”主要涉及个人的感情，包括哀怨及爱情等。“诗缘情”和“诗言志”，一个侧重感性，一个侧重理性；一个强调诗的审美特征，一个强调诗的道德内容。由此而展开中国诗论的“言志”说和“缘情”说的矛盾冲突。 　　“缘情”说本由“诗言志”的传统演化而来，但已从政教本位转向情感本位，“诗言志”的“志”，原本包含“情”的成分在内。《诗经》中“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均表达了其以歌诗抒述情怀的用心，即使是一些直陈时政得失的篇章里，也会渗透着诗人自身的欢乐或愤怨之情。可见“志”有着鲜明的理性思维的烙印。但在“诗言志”的过程中，它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受社会群体的理性规范制约，且“情”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春秋战国之交，赋诗、说诗、引诗兴起后，人们常“断章取义”地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向，却忽略其中的情感成分，足亦可看出此点。 　　战国后期至秦汉，诗情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展开：一是由儒家的乐论引向汉人的诗说，显示出“情”向着“志”的复归，诗、乐、舞在上古时期原本是合为一体的，这个传统到周代仍然保持着，所以诗教与乐教也一直密切联系。但两者又有差异：诗的表达凭借语言，乐的表达则凭借曲调；语言可以突出理性思考，而音声曲调却无法脱去感性因素，故乐教比诗教要更为注重情感的作用。《荀子·乐论》中就曾说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把乐的起源归结为人的情感需要。稍后出现的《礼记·乐记》中更明确指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里已经有了情感为音乐本根的思想。由此看来，当春秋战国时，诗学观念里虽一度淡化诗的情感因素，但乐论却始终坚持把人的情感活动置于核心位置予以发扬，这对诗学中“情”的复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人诗说大多接受了乐论主情的传统，肯定诗乐同源的前提下，对诗歌的情感内核予以了确认。《毛诗序》里有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一段话，就从情感的发动推导出诗、歌、乐、舞的系列诞生。至此，“情”在诗中的地位已经确然不移。然而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儒家乐论和诗说中对“情”的肯定，总是同社会群体的礼义规范紧密相联系的。荀子在承认乐出于人情之后，紧接着强调：“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