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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旅行(1992―2012) 　　[摘要] 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语境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间有过激烈的论争，也有过平和的讨论、冷静的分析和扎实的研究。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旅行，本身就是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征或文化症候，从中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界的现状、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文化焦虑和身份困境。进入21世纪之后，后殖民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突出反映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在后殖民视野影响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实绩，问题意识越来越具前沿性，研究视野也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大洋洲、南美和加勒比地区。下一阶段应努力在学科的自我反思、文学史的重写和契入“世事性”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关键词] 后殖民； 理论的旅行； 中国语境； 外国文学研究 　　张德明： 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的旅行（1992-2012）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后殖民（无论其作为主义、理论或批评方法）进入中国语境 　　限于资料和本人学养，本文只涉及后殖民在中国大陆语境中的播散。除特别强调外，文中凡出现“中国语境”一词均等同于中国大陆语境。有关后殖民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理论旅行，请参见赵稀方《一种主义，三种命运――后殖民主义在两岸三地的理论旅行》，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06110页。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间有过激烈的论争，也有过平和的讨论，更多则是冷静的分析和扎实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实绩。二十年后，在变化了的学术语境中，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视野出发，追溯后殖民在中国学界旅行的“路线图”，考察其留下的印迹，反思其引发的问题，预测其可能的走向和前景，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知识考古”工作。 　　一、 话语的引进与事件的发生 　　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中国的其他“后”学，后殖民“理论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开始就不是作为纯学术话语，而是以一种貌似激进的姿态，作为一个话语事件而受到国内学者关注的。这里，事件（occurrence）一词是从福柯和德曼的意义上说的，指话???溢出了文本，引起了广泛关注，契入了现实进程，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进而生产出更多的话语和更多的文本，形成互相缠绕、互为因果的话语链。为了准确地把握其走向，有必要先来一番历史现场的“还原”。 　　1990年1月，《文学评论》发表了张京媛的《彼与此――评介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文，对后殖民批评的领军人物赛义德及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做了评介[1]。同年6月，《读书》杂志发表了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一文，文章呼吁中国学者在世界性的“后现代性”的潮流中，打破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压抑和吸引，在巴赫金式的“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2]34。吊诡的是，张文借用的理论资源恰恰是来自第一世界的美国文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的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3]，换言之，作者是借用了来自西方“他者”的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但无论如何，上述两文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后殖民转向埋下了伏笔。 　　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后殖民正式登陆中国语境是在两年后。1992年10月，《读书》发表了旅美学者刘禾的书评：《黑色的雅典――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作者介绍了其时走红欧美学界的马丁?波纳尔的新著《黑色的雅典娜》，描述了因此书的出版而引发的学术论争，以及国际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批判，进而引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应当说，作者的态度是认真的，描述是客观的，对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渊源的概括也是精到、准确的。作者在文章最后强调指出：“我认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必要的，甚至是相当迫切的。但这种批判必须超越苦大仇深的境界，才能趋向成熟。”[4]8 　　然而，此番告诫似乎并未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关注。1993年9月，《读书》编辑部推出了三篇出自海外中国学人之手的文章――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钱俊的《谈萨伊德谈文化》 　　为尊重历史和体现现场感，本文所用的后殖民理论家的汉译名不强求统一，均按原文译者所用的译名，如Edward Said，分别有“赛义德”、“萨依德”、“萨义德”等多种译法。和潘少梅的《一种新的批评倾向》，再次讨论了东方主义或后殖民主义问题。在这组文章前，“编辑室日志”以《他们文明吗？》为题，介绍了吕叔湘先生早年翻译的《文明与野蛮》一书，此书借美国作者的口说，“西方人自诩文明，动辄斥东方人‘野蛮’，这本身就已不文明”[5]158，编辑室的意图不言自明。按事后一位中国学者的说法，这本身就是在将后殖民理论往民族义愤的轨道上引导[6]107。 　　一时，后殖民批评及其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