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后感2.doc

读《史记》 ? ??? 许多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人治没有法治，这种看法过于绝对了。至少从《史记》里看，那时处置刑犯并无太大的随意性，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秦帝国更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用法治最具有一贯性、也是最彻底的帝国。虽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实行法治最彻底的王朝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 ??? 现代西方法律体系最早是从古希腊的自然法开始的，权威来自上帝，中国早期的法律其实与此也很类似。中国古代也有法，而且几千年一直被不断的强调，那就是“礼”法，它的权威来自上天，所不同的是，它集中反映到“天子”的身上而已。出于礼法的要求，中国帝王的很多做法不仅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习惯，而且也代表了法理上的要求。例如舜的弟弟象，什么坏事做尽，舜还得给他一块封地，因为礼法要求他必须这样做，此外文、景二帝对兄弟的纵容，也被誉为是亲亲的善举，而不论这种做法是否会威胁到国家的统治。这是中国的礼法特征决定的，换句话说，这就是当时的法律，谁违背了它，也就等于违背了大众信仰，很容易陷于孤立。当然，这个“法律”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合理的，有时不违背它也确实影响到了社会公平，甚至还可能会危及到天子的统治，于是问题的核心就到了如何控制“礼”的度？笔者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度是非常模糊的。 ? ??? 首先，天子的职责是教化万民和维护自己来自上天的权威，要做到这一点，他只有用倡导“宗教”中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自然习惯方式来维护社会团结，于是“家国同构”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为巩固天子作为一个“国家”大家长的地位，他唯有自己先作出表率，从彰显孝悌开始做起，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前面对亲属过于纵容的局面。一纵容就必然有违法乱纪现象，小点的杀死个把老百姓还无所谓，如果影响大了，有僭越行为或是名声过于败坏，严重影响到一地的治理，那就非常麻烦。于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之外，又多了一个“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种模凌两可却为酷吏的灵活操作下了注脚。一方面，他们不畏世家大族，敢于执法，这一点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他们行事又非得不择手段，不然就办不成，其执法的后果又使皇家丢尽了颜面，所以酷吏们很少有能得善终的。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同样是一对矛盾：用他们，这些酷吏们有时的确做过头，不惜在太岁头上动土，甚至觉得牵连的人越多越好，官越大越好，对方是否犯法倒成次要的，反正没犯法也能栽赃，搞得亲属百官人心惶惶；不用他们，亲属贵族们又恃宠而骄，奢糜犯禁毫无节制，甚至结党阳奉阴违，在地方上雄霸一方，连官府都不敢治理。于是只好用一批酷吏，等他犯了众怒再杀掉，再选新的，再杀，如此循环。这就令法律的执行呈一种不联贯的状态。天子最好的方式是，枝叶过少了浇浇水，枝叶过大了剪两刀，一切看情况而定。这个顺序还不能做反，例如秦末剪得太多，西汉末浇水过多，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 ??? 其次，天子的权威代表了上天的权威，“法自上出”，天子制订的法律臣子们是不能够私下议论的，只有执行的份。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天子从理论上说是人神合一的，但从事实看他还是个普通人，有着和平常人一样的私欲，那么他的法令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意恐怕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为了维护圣旨的神圣，大家倒宁愿从公心上去考虑每一道圣旨，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皇帝如果大兴土木，那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颜面，皇帝如果广纳嫔妃，那是是为了增广子嗣以求江山万代一统，总之私意都被说成是公心，然而问题却在于：皇帝颁布的法律错了或者不合理怎么办？结果只能是，错了也得执行，不合理当作它合理，直到皇帝醒悟过来改弦更张为止。这即是说，即便法律有问题，大家也得按照这个有问题的法律来执行。由于在制订法律过程中多数人是缺乏发言权的，例如商鞅颁布的法律“民莫敢议令”，所以即便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也是下面行政人员的责任，政府只会采取一种高压的态势来强迫执行。谁来执行呢？只有那些酷吏。这样的严格执法有时可能还非常糟糕。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失期，法皆斩”这一不合理的法律造成的。 ? ??? 所以，中国历史上其实一点也不缺法治，只是这个法治在制订和操作过程中都有问题，既缺乏一贯性，也不可能一贯的执行而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法律以“礼”为中心，礼的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团结和稳定，而法的目标却是为了取得公平，这两个目标有时是一回事，但有更多的时候又是两回事，令法律的操作者不易抉择；另一个则是法律的制订至少在名义上均出于“天子”一人，民众既不得诽议，更不得擅自更改，即便有不妥，法律的神圣性仍不得动摇。一方面要遵守法律，另一方面法律又是领导者凭自己的理想制订的东西，多少有点脱离实际，或者说不够完善，这就令法律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做到不折不扣。 ? ??? 由于中国文化中并无集体领导的意识，大家强调的都是“蛇无头不行”，于是法律的制订也好，执行也罢，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它很难得到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