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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院行政诉讼受案情况历史、现状与进路 　　摘要： 　　从法律文本变迁的角度审视，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通过对F市基层法院受案具体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实践中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整体呈不断扩大的态势，但效果不如预期明显；行政诉讼立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特别是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民众的权利救济；实践中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逐渐向非治安行政案件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府角色转变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司法实践；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F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2013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文本解读 　　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出台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的颁布，仅仅由立法文本的角度审视，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指《民事诉讼法（试行）》施行到1990年《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在这一阶段，立法没有关于受案范围的统一规定，由单项法律法规个别授权来决定哪些行政争议可以受理，哪些不能受理。1982 年10月1日生效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2条第2 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此规定为司法审查行政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1987 年10 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在《关于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可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案件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省和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如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不属于上述情况的，不应受理。”这一司法解释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授权扩大到了法规授权。据统计，在此期间，大约有130多件法律、法规对可以向 　　法院起诉的行政争议作出了规定。 　　第二阶段是指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施行到2000年《若干解释》颁布前。1989 年4 月4 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该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行了统一规定，有限度地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确立了以肯定式列举加排除式列举方式规定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体例。与此同时，在此期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与1999通过的《行政复议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与扩大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具体行政行为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 　　第三阶段是指2000年3月10日《若干解释》施行到现在。为了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发布了《若干解释》。新的司法解释在行政诉讼法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实践要求，采取“概括+排除”模式，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行了重构和扩展。《若干解释》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完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取消了《意见》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作的限制性规定，二是在第1条第2款增加了5种不可诉的行政行为；同时该解释还对《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4种不可诉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明确的界定[1]。 　　由此可见，从法律文本的角度看，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呈现出循序渐进的特点，且在受案范围逐步扩大中，采取了多条腿走路、齐头并进的方法――不仅仅依靠行政诉讼法本身的制定，还通过《行政复议法》和司法解释等多种形式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行了扩展。比起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之初，中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实质性拓展。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行政诉讼在现实中依旧面临“案件少、告状难”等多重困境，立法演变的推进与具体司法实践亦呈现出微妙的互动关系。为了进一步探究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的真实图景，我们以四川省某基层法院行政诉讼近25年来的数据为对象，以期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全面客观地呈现中国基层法院行政诉讼受案情况的历史、现状，进而通过与立法文本之对比分析，探究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未来可能的制度变革方向。 　　二、研究素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素材 　　笔者选取F市法院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作为实证分析对象。之所以以该市为分析样本，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目前中国学者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分析与制度探讨，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整体研究略显空泛单薄，对法律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因此，以微观视角对F市法院行政诉讼受案情况的变迁进行实证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补缺的作用。二是F市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数量较为适中，便于开展司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