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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媒介批评话语实践 　　晚清中国的“天下”正在经历颠覆性的变化，社会秩序面临瓦解，这迫使中华民族不得不重新寻找建构精神生活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各种社会交往参与社会变革的议论，并对各种社会现实提出批评，其中就包括对报业及出版业的批评。 　　清末民初时期，我国出版事业初步获得发展，一批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逐渐转向现代企业化管理方向，但也面临转型时期的各种问题与挑战。由此，新兴知识分子展开了对其严肃、认真的批评。 　　解剖与批评出版界乱象 　　1.批评出版界著述的萧条与萎靡 　　清廷禁锢言论，民初袁世凯政府为压制言论自由，不惜残酷迫害新闻出版界进步人士与进步出版物，并连续颁发《报纸条例》、《出版法》，条文十分严苛。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出版界一度陷入萧条、萎靡状态。 　　胡适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第四期当中，撰文对清末民初时期出版界“沉寂而混乱”的萧条状况进行了批评。但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出版界的这种萧条状况没有得到根本上的缓解。郑振铎曾针对1919年出版的专业书籍进行数量与种属统计：“最少的是哲学科学的书，除了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出版的丛书外，简直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书了……专门研究的定期出版物却绝无仅有，许多言论多是辗转得之别的杂志，都是出之于写作者的直觉，有实在的研究根底的却绝少。”① 　　对于这种状况，陈西滢、裴复恒、杨幼炯等知识分子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中国每年出版的新书在二千至二千五百部之间，同国外比较，要沦为‘三等国’的地位”；②“在几张新派的报纸上，时常有著述稀少的浩叹，而发此浩叹的亦未必有什么著述，原来现在的报纸是编辑先生给自己的同事同气看的”；③“国内的社会科学刊物只占少数，名著更是少见，我国中等以上的学校，采用的社会科学教材，都是外籍，不然就无法开展教学工作……这是最大的耻辱”。④ 　　2.批评出版作品内容的低劣 　　清末民初出版界的消沉让知识分子十分焦急，但令知识分子更加焦灼的，却是当时出版机构普遍缺乏职业意识。为了牟取利益，许多出版机构竞相出版价值低下，甚至是“卑劣”的文学作品。从事译著的工作人员，好图名利，不愿意做切实的研究工作，致使译著水平低下。针对这种情况，知识分子围绕几个方面展开了批评。 　　第一，批评译著水平的低劣与重复劳动。《现代评论》的一篇文章批评当时的翻译作品：“近来国内翻译的东西真是糟到不成样子了……许多很好的外国著作……半路上被只知贸利的奸商放了水，上了颜色，弄得信用扫地，无人敢于过问。”⑤当时的译著不仅翻译水平低劣，且重复翻译的情况比较常见，郑振铎就曾诘问：“已经有好几人译了，为什么又译？……为什么要费了许多的工夫，做人家已经做过的工作？”⑥ 　　第二，批评出版物编辑方针的混乱、庸俗。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中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不客气地全盘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系列杂志。他眼中的这些杂志十分不堪：《学生杂志》是“极不堪的课艺”；《妇女杂志》则“专说叫女人当男人奴隶的话”；《东方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毫无特色、毫无统系”，“对于社会不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到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教育杂志》内容“多半不堪问了”。⑦ 　　第三，批评卑劣作品的传播。卑劣作品，指的便是传奇类、黑幕类、迷信类、言情类的文学作品。郑振铎统计，1919年全国出版界数量上除了定期出版物（即报刊）外，就数黑幕及各种奇书小说最多。正如傅斯年指出的那样：“年来出版物，独以恶滥小说为最多。”⑧其中，尤以上海的卑劣作品最为泛滥，《文学周报》中有文章这样描述：“上海近来充斥著灰色的小说匠，因为一般口味低劣的民众正要求着腐烂的腥惨的东西，灰色的小说匠乃加工赶制，粗制品触目皆是。”⑨ 　　对于卑劣作品的传播，知识分子是十分抵制的，戴季陶严厉批评上海报纸利用黑幕小说来获取利润，未履行对社会监督的职责，丧失了报纸的价值。⑩唐庆增也批评小说杂志十分劣等，内容荒谬怪诞、不堪入目，不但失去了出版物的根本宗旨，对青少年的危害也很大。⑾何宏图则干脆指名批评《礼拜六》、《小说世界》，认为二者就是典型卑劣作品的代表，其它刊物纷纷学习他们的做法，这是出版界的堕落。⑿ 　　第四，批评教材质量不高。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低质量教材，被知识分子当作了批评的反面典型。舒楷父曾这样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世界地理》：出到第五版，收益可观，可谓是“利市三倍，风行一时”，但是其内容“陈腐”“偏见”和“详略不当”，甚至出现常识性的可笑错误。⒀ 　　事实上，当时出版业普遍都不大注重对出版物的严格校对，以至于出版物中常出现错字，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