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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后隐蔽知识分子
影像后隐蔽知识分子
[摘要]独立影像因影像器材及艺术教育大众化而在中国获得迅速发展。第五代导演吕乐在其不多的电影作品中展示了独立影像的艺术魅力,并通过电影文本反映作为一个摄影师同时又兼具知识分子的情怀的导演艺术家在中国本土电影与新浪潮、艺术中的个体与社会、青年与体制教育的冲突与困境中的选择与创造。电影人吕乐不仅作为摄影师给他人作嫁衣,由隐蔽到显现,通过其导演的影片为华语电影在世界电影艺术舞台注入地域文化和人文关怀的温情色彩。
[关键词]独立影像;知识分子;吕乐
信息社会是图像仿真的社会,资本在以自身盈利为目标、政治家在以自身国家利益为前提最大限度寻求各类科学技术支撑的同时也使得世界重新陷于野蛮之中。物质繁荣危及精神自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先生曾推荐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1]一书,其中就谈到革命使得社会所有成员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吞噬。如何化解不同文化、群体、个体之间的矛盾正体现艺术的功效。当艺术不像现实社会把人分三六九等,而只是把他(她)看成是宇宙间一个柔弱的芦苇的时候(帕斯卡语),社会整体才会达到人文主义高度。
电影诞世至今已成为受众最宽泛的艺术,其不乏时尚的推动,精神的慰藉和感官世界的享受;与喧嚣的时尚商业电影相映成趣的是独立电影的寂寥苦楚,只在学术圈中获得认可与赞赏。吕乐作为电影摄影师广为人知,而作为导演则无法与张艺谋、冯小刚等相提并论。非常有趣的是作为前两位大腕的首席摄影师,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却体现了隐藏在平凡的影像背后的知识分子品性及对自新浪潮以来的知性电影的深刻理解。电影人吕乐,既善于为人作嫁衣又不失自身的独立思考性——正是中国艺术家在体制限制与个人自由这两种维度间思考社会与人生、限制与自由的特殊样本。
独立电影与年轻的叛逆与大无畏杂糅一体,青春、叛逆、反常态、边缘等形容词就成为此类电影的分类标签。以徐童广受争议的《麦收》为例。影片对当事人(性工作者)毫无遮掩的拍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2]吕乐不同于上述导??,并没有为自己贴上旗帜鲜明的标语,而是作为一个电影人在体制、独立电影之间谋求折中,探寻现实与理想等艺术永恒的话题。从一个电影人身上讨论电影艺术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与自身文化背景的关系、甚至是一个导演前期作品与后期作品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味的。独立影像本身就带有知识分子的气息,以自身边缘化的角色来观察社会中下层,也是某种“认同”(identity),吕乐提供了这种“认同”的视角。
一、知识分子·艺术家
戏剧是从对话开始的,古希腊与先秦诸子皆以语言表达思想。吕乐的《小说》 又名《诗意的寻找》带有强烈的“实验”与“先锋”语言。为了寻找关于“诗意”的定义及语境的设置,吕乐邀请著名作家聚会,并用大部分篇幅现场记录。制片担忧市场效应而主张把会议纪实删掉并把男女之间的故事延伸。吕乐的知识分子气质决定了不以大众趣味为转移,宁可不公映也要存原则。王朔、阿城、余华、林白、绵绵等悉数登场,笔会议题为“这个年代还有没有诗意”。期间讨论了诗意与时间、有用与无用等话题。这个话题可以看成是知识分子的《会饮篇》,只是其对话的华彩隽永不及希腊原典。
何谓知识分子?中西文化各有典范,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中,“爱智者”的背后已经隐喻了知识分子的雏形。在《大希庇阿斯篇》的末尾部分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讨论关于“有用”与“美” 及 “真理”的问题,希庇阿斯的回答很实在[3];只要赚到钱、生活无缺、能帮助人就是“美”的,苏格拉底则始终认为真理是不可知——“美是难的”。对真理如饥似渴的追求而不是占有正是知识分子的印记。知识分子是以语言作为终极工具来探究真理吗?那么知识分子就只局限于作家及文字工作者,然而,艺术领域也存在着其他类别的知识分子。文艺复兴三杰的达·芬奇就有希腊化知识分子的倾向;歌德还在化学及绘画领域化了很多的时间;而施维泽则在热带行医、演奏管风琴和撰写哲学著作。[4]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找出立命之依据,所谓“立功、立言、立德”。其中鲁迅以笔代刀,剖析中国社会生活中个体的卑微;梁漱溟以佛学建树,并一生从事农村改良。当代知识分子还有多少这样的精神守望者?知识分子已不再站在普通群众的立场感受生活的艰辛而创造慰藉心灵的作品。在现代技术社会,发明与创造使得从事技术领域的专家在社会资源层面获益更多,而艺术则已日益与娱乐成为同位语。知识分子都会有点自命清高。然而,当他们试图自信地讲述启蒙话语之际,却发现自己与俗世格格不入。[5]
影片《小说》中的作家们在平实的镜头下自白着心目中的诗意。阿城在讨论“时间”(中西文化属性)的同时认为中国人一直在追赶因而失去诗意变成开场白,希冀给论坛以定位及基调,但接下来王朔、方方,陈村,马原在关于诗意的说法中则体现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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