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外王”而衍“内圣”.docVIP

補“外王”而衍“內聖” ——丘浚《大學衍義補》之詮釋理路 中山大学哲学系 黎红雷 引言 《大學》詮釋理路之演變 《大學》原爲《禮記》49篇中的一篇普通的儒學論文，經唐代韓愈、李翺師徒的引述,方爲後世學者所注意。北宋程顥、程頤兄弟十分重視《大學》，後者更把《大學》稱爲“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南宋理學大師朱熹進而把《大學》和《中庸》從《禮記》中抽出，與《論語》、《孟子》一起合稱“四書”，將其提升到儒學經典的崇高地位。自程朱開始，歷代學者對《大學》的詮釋不絕如縷，由於其所處背景、所持立場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詮釋理路。 朱熹撰《大學章句》，作《大學或問》，以理學家的眼光改造和詮釋《大學》。首先，他把《大學》分爲“經”與“傳”兩部分，首章爲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餘各章爲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述之”。其次，他認爲《大學》之“經”含“三綱八目”， “三綱”即明明德、親(新)民、止於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再次，他補撰“格致傳”,以“即物窮理”釋“格物致知”，凸現其理學家的立場。 在對《大學》精神的整體把握上，朱熹突出的是“內聖”的傾向。在他看來： 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后于天下之事，先后缓急，自有次第，逐施理会，道理自分明。财货源流，兵民如何，阵法如何，此等事固当理会，只是识个先后缓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后其小者缓者。 按照這一理路，治國的關鍵在於“治心”，治國者的著力點在於“煉內功”，即修身養性，正心誠意，提升自己的道德水準，然後治國之道就會豁然開朗,了然於胸；至於理財、養民、用兵等等這些具體的治國事務,只要懂得其中的先後緩急秩序就可以了。換句話說， “內聖”之功自然可以推出“外王”之業，那些繁多複雜的治國瑣事，簡直不值一談。 沿著這一理路，朱熹的再傳弟子真德秀編《大學衍義》，廣泛徵引儒家經典及歷代史籍，推衍《大學》之義。該書分爲二綱四目，“二綱”即“帝王爲治之序”與“帝王爲學之本”；“四目”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等，每目之下分子目，子目之下再分細目。 在這部洋洋43卷的大作中，呈現的依然是以“內聖”爲中心的詮釋理路。關於“二綱”，真氏強調道:“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 亦莫不自身心始也。” 至於“四目”，《衍義》把“格物”與“致知”合爲一目,又把“誠意”與“正心”合爲一目，加上“修身”與“齊家”各自成一目，實際上涉及《大學》文本“八目”中的六目，惟獨缺省“治國”與“平天下”二目。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刻意的安排，用真德秀的話來說: “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依然是“內聖推出外王”的路數。 對此，清代學者紀曉嵐等在《四庫全書提要》中批評道： 故《大学》八条目仅举其六，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实不外于此。若夫宰驭百职，综理万端，常变经权，因机而应，利弊情伪，随事而求，其理虽相贯通，而为之有节次，行之有实际，非空谈心性即可坐而致者。 兩宋學風空疏，儒生們以成仁成聖爲念，以心性修養爲業，對富國強兵、養民安民之“外王”功業不屑一顧，把國家民族的安危盛衰僅僅寄託于(皇帝)一人一心之上， 無益于民生，無補於國事，坐視國勢日漸衰弱，終致亡于強寇。“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正是時人對這些腐儒的辛辣嘲諷！ 真德秀之後，隨著程朱一派理學地位的上升，《大學衍義》也逐漸成爲歷代皇朝統治者及其接班人的教科書。明太祖將其書寫在宮殿的牆壁上，朝夕閱讀參考；明初諸帝的經筵講座，《大學衍義》都是必備的內容。凡此種種，引起了明代名臣丘浚(1421-1495)的憂慮。在丘浚看來，真德秀對《大學》的詮釋是有缺陷的，以此作爲皇朝的政治教科書是不全面的，“欲全其功者,亦需補其闕略”。於是，丘浚花了整整十年的功夫，編撰出《大學衍義補》這部煌煌巨著。 表面上看，《大學衍義補》一書是對真德秀《大學衍義》的補充，其內容除以“審幾微”一節補充“誠意正心之要”外，主要是對真氏所忽略的大學八目中“治國”、“平天下”二目的闡發；其體例也是仿真氏所創，在“治國平天下之要”的主題下，分子目、細目，每目均“剟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以按語的形式闡述個人的體會，向統治者進言。但這些只是形式上的一致，在對《大學》精神的把握上，二者的理路卻大不相同。 在丘浚看來，《大學》作爲儒學的精華，講的是“全體大用”之學,“況有其體，則有其用，即既成乎己，當成乎人”，“全體”與“大用”，“成己”與“成人”，“內聖”與“外王”之間，緊密聯繫，缺一不可。“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侈談“內聖”，不可能自然推出“外王”的功業；只講“外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