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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麦尔消失老北京胡同,消逝社区文化 　　最近两年，西方作家书写中国的书籍被频频引进。其中通过长年的追踪观察，书写大变革之下中国人个体的生活和情感，让大众读者产生深刻共鸣的“人本派”纪实文学作品，广受好评。这类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的“中国三部曲”。此外，和彼得·海斯勒一样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生活十几年的迈克尔·麦尔关于老北京胡同生活的著作《再会，老北京》也是口碑之作。 　　麦尔说，“我认为这对我的写作来说，是比较公正的评价。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告诉人们，我们曾经居住在21世纪的北京，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当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我所写的是传统建筑，但后来发现，邻居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些角色有了自己的命运。我想念曾经生活在老北京胡同里的每一天。” 　　与中国的缘分 　　麦尔常对朋友说，并非他选择了中国，而是中国选择了他。1995年，在底特律农场长大的他第一次离开家，跟随“和平队”来到遥远的中国，按照官方的说法，他是一名“中美友谊志愿者”。参加“和平队”时，麦尔打的算盘是去说拉丁语或者南美洲的某个地方住上两年，因为他在威斯康辛大学主修教育学，并准备拿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执教证书。而和平队却让他在中国、蒙古和海参崴中做出选择。前往中国的机票最贵，三周后，他放弃了公寓和车，并和女朋友分手，坐上前往中国的飞机。那时，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也不会用筷子。 　　麦尔在“和平队”的任务是在四川的内江，内陆的地级市，一所职业学校培训英语教师。内陆的小城生活，是他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因为不曾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待过，麦尔从不曾有过“这个地方看上去真落后”的想法，相反的，内江对他来说是全新和令人兴奋的开始。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的年代，闲适、相对封闭的环境，让他很容易全身投入小城的生活本身。回想那两年的生活，他说，“学校里有很好的图书馆和篮球赛，还有一条有着面馆可并不十分干净的弄巷。我花了很多时间四处走动，这是学习中文很好的方式。”学好中文是当时麦尔???大的目标，因为一到中国他立刻认识到，如果自己能说学生们的母语，将会有更多、更好的体验。 　　也因为自己是生活在小城里的唯一一名外国人，麦尔学会了如何和陌生人相处，如何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注意的焦点。这种迅速融入当地生活的能力，对他后来在老北京胡同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在胡同生活时，他“永远表现得有兴趣、心态开放地倾听，不摆谱——和之前住在高层公寓不同，不会再一直紧闭房门过自己的生活，而是每天四处走动，向别人介绍自己，并听听他们都在说什么。”这种方式让他的生活体验更加真实，更具层次，也更丰富。 　　在此期间，麦尔读了不少中文书籍，他最喜欢老舍的小说，那让他想起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他被书中的人物，他们的幽默，他们说话的方式所吸引。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将有可能生活中在30年代的北平，“但北京仍旧有它独一无二的吸引力：人们说话的方式，他们怎么在这里生活，他们怎么吃怎么喝。” 　　北京选择了我 　　结束和平队的志愿服务后，北京成了麦尔理所当然的选择。除了在国际学校担任英文老师的工作外，他也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并从事自由写作，为外国媒体撰写有关中国的旅行文章。那些即将消失、不可逆转的事，引起了麦尔的注意。在写关于冯骥才和天津老城改造的故事时，他发现找不到一本详细记录正在消失的北京的书，不管这种消失是好是坏。于是他打算自己写一本，关于胡同被拆掉之后，城市会失去什么的书。麦尔说，“这不是一篇文章，从建筑风格的角度分析胡同，而是描述那些居住在胡同里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 　　采访自从小生活在阜成门附近一条即将被拆毁的胡同的中年男人开始，同时着手有计划的研究。在找寻资料的过程中，麦尔读到了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在1929年发表的著作《都市主义》。在书中，柯布西耶写道：“只要大家讨论要拆掉一座充满结核病菌、让人泄气的破烂老房子时，你就能听见他们跑出来哭哭啼啼，‘那些铁艺装饰怎么办？那些美丽古老的手工铁艺装饰怎么办？’可能这些先生们的太太没事做去走访了一下贫民窟，为了显示自己的宅心仁厚，装模作样地爬上摇摇欲坠、吱吱呀呀的楼梯，在如今贫民聚集的某座老房子里看到一件心仪的铁艺装饰，就忘不掉啦，得掺合进来。”“当然，如果你问问这些整日忙于写论文和指导公共意见的恋旧人，他们住在哪里，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区，电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园深处，舒服豪华的小别墅。” 　　柯布西耶的话如醍醐灌顶。麦尔自己也承认，“我见过的最坚定和尖锐的胡同保护者们都是历史学家和游客。他们未曾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都是被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古老建筑和其细节吸引，其中当然包括古老美丽的手工铁艺装饰。尽管我也为老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伤身忧心，但我也是个一直住在公寓里的‘假把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