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赤弘扬“国粹”是我终身使命.doc

杨赤弘扬“国粹”是我终身使命 　　险遭劝退，名家慧眼识才改变命运 　　杨赤1961年出生在滨城大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家境一般。由于父亲喜欢京剧，每天下了班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戏，家中收音机里京剧是永远的主角，因此在父亲的影响下，杨赤懂事后也渐渐喜欢上了京剧，每当父亲听戏的时候，他就会坐在父亲身边，一段段跟着听，时间长了还能跟着哼唱几句，声音虽然稚嫩，但唱得有板有眼，父亲看着非常高兴。 　　1972年，“大连艺术学校”京剧班恢复招生。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大中小学上课不正常，大批学生上山下乡，城里很多家长都为孩子未来的发展担忧，想方设法将他们留在城里，谋一份“铁饭碗”的工作。因此艺校京剧班招生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引起关注，报名者蜂拥而至，孩子稍有点艺术天赋的家长都认为，让孩子学戏，将来当演员唱“样板戏”是不错的选择，杨赤的父母也是如此，知道杨赤能唱两口，便带他挤进了报考大军。 　　或许是从小受到熏陶的原故，杨赤怀着对京剧的热爱，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通过初试、复试，最终一举中的被录取，成为经过千挑百选的50多个幸运孩子中的一员，走进了艺校的大门。入校后，杨赤被安排学习老生行当。 　　入学考试时，杨赤看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场面，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开课后学习非常刻苦。开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杨赤突患感冒，虽然不是很重，但嗓子发声出了问题，尽管积极治疗，可好长时间仍不见好转，这一状况让任教老师皱起了眉头，他觉得杨赤不是唱戏的苗子，思考再三向校领导反映，建议劝他退学。杨赤得到消息，伤心至极，一个人跑到校门口，望着艺校的牌子哭泣……这时，一位花甲之年的长者经过校门口，看见杨赤泪流满面的样子停下脚步，关切地询问“孩子，你哭的这么伤心，出什么事啦！”杨赤认出他是学校里的老师，便告诉他：“学校要劝我退学！”“为什么？”“因为我感冒，嗓子坏了！”“喔！那你能不能唱两句我听听！”“行！”随后杨赤铆足精神，唱了两句。老者听了杨赤的唱，看着他的模样和精气神，情不自禁的自言自语道：“这孩子像个学花脸的料嘛！”随后拉起杨赤的小手，把他领到教花脸的刘金昌老师面前，推荐给刘老师：“这孩子培养好了，将来在花脸表演上一定有出息！”接着他又找学校领导说了自己的看法，促使校领导留下了杨赤。这位老者叫曹艺斌，刘老师和校领导之所以相信他的眼力，是因为曹艺斌是京剧生行中素有南麒（周信芳）北马（马连良）关外唐（唐韵笙）之称的两位大师——周信芳和唐韵笙的得意弟子，全国闻名的文武老生，在京剧麒派和唐派表演艺术上颇有造诣，不仅与梅兰芳、杨宝森、叶盛兰等京剧大师一起在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过戏，还是辽宁省政协委员。杨赤是幸运的，德高望重的曹艺斌先生的爱才之举，让他峰回路转，从此改变了人生命运。 　　刻苦学习，受大师青睐成袁派艺术继承人 　　这场风波后，杨赤仿佛一下长大了许多，学习和练功更加玩命，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吊嗓子、练基本功，吃罢早饭，上午上3个多小时武功课，下午上完文化课，晚上接着练功。京剧的基本功训练是很苦的，压腿、劈叉、下腰，刚练时很多动作不到位，杨赤就让老师和同学们扳着他的腿压、劈、弯，每次尽管疼的直咧嘴、冒汗，但他始终咬牙坚持，决不退缩；踢腿、跑圆场，翻跟头，别人练10遍，他就20遍、30遍，直到大汗淋漓、胳膊腿发麻才肯休息。寒来暑往，无论北风呼号的严冬，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杨赤几乎天天如此，从不偷懒。正是凭着这样一股劲头，经过5年磨砺，1977年毕业时，杨赤不仅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演起《铡美案》、《二进宫》等大戏来也有模有样。此时“文革”十年浩劫已经结束，我国文艺事业又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为了使杨赤这批学员能补上传统戏这一课，大连市领导决定在艺校成立“青年实验京剧团”，让他们这批学员边演出边继续学习。这期间，杨赤除了继续跟艺校老师学习外，还主动向大连京剧团老演员以及方荣翔、李长春等花脸名家求教。由于虚心、刻苦，很快，在前辈和名师指点下，他的演技有了大幅提高。 　　1980年，“青年实验京剧团”排演了传统戏《秦英征西》，杨赤在剧中扮演秦英，演出中，他的唱腔嗓音洪亮韵味十足，开打虎虎生风干净利落，将秦英名门之后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一个年仅19岁的年轻演员，基本功扎实，唱念做打俱佳，立即引起京剧界的关注，很多看了杨赤的演出的名家认定，他是花脸行当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京剧界有句话叫——“千生百旦，一净难求”，意思是说在各个行当中，出一个好的花脸演员最不易。杨赤崭露头角后，剧团为了更好的培养他，于1982年专门请全国政协委员、京剧花脸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来连授艺。当时袁世海已经66岁，作为京剧花脸袁派艺术的创始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高足、继承人，希望将袁派艺术传承下去，但始终未发现中意的好苗子，见到杨赤，尤其看了他的表演，袁世海先生不觉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