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艾达与被消声毛利人.doc

沉默艾达与被消声毛利人 　　沉默是相似的，但沉默背后的故事却各有各的原委。有时候沉默会说话，也有时候沉默就是死一般的寂静。在这里造成区别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个人的自主权（autonomy），或者更为精确地说，是个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只有拥有主体性的个人才能自由地决定自己是否开口，如果开口将说些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主权和选择权只属于拥有主体性的个人。即便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有主体性的沉默个人依然有可能发声，并利用沉默作为反抗的武器；但是对另外一群人来说，即便有说话的权利，他们的话语却常常被忽略以致于言说沉默。从这个设想出发，就不难从电影《钢琴别恋》（The Piano 1993）中发现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支配下的沉默：艾达 （Ada）的沉默和毛利人的沉默。 　　电影讲述的是19世纪中叶，在遥远的新西兰海岸，爱达带着九岁的女儿和一架大钢琴嫁给了殖民者斯图亚特。由于路途艰难丈夫决定舍弃钢琴，将它留在沙滩上。爱达内心痛苦万分因为唯一能让她排遣寂寞的就是钢琴那优美动人的音乐。斯图尔特是个一心想要发财的商人根本不理会妻子的要求，所以爱达只能求助于邻居乔治·贝恩斯。贝恩斯喜欢听爱达的演奏并用一块土地向斯图尔特换走了钢琴，千辛万苦将它运回家中。贝恩斯为了亲近爱达，提出用爱抚可以换回钢琴。为了换回弹琴，艾达每天去给贝恩斯上钢琴课。在音乐与爱抚 中，贝恩斯比斯图尔特更深地理解了并深深爱上哑女艾达，此后他们两人的情感也逐渐滋长起来。专横的斯图尔特发现这一切后将艾达与孩子都囚禁在屋中。然而这并不能阻止艾达向贝恩斯表达爱意。狂怒之下，斯图尔特用斧头砍下了艾达的一根手指。最终两个男人间达成了协议，贝恩斯带着艾达和孩子以及钢琴离开这里。 　　在船上，艾达在强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决定抛弃这象征了她沉重的痛苦记忆的钢琴，与贝恩斯组成了幸福的家庭。电影结尾当她的金属的假指与钢琴键相撞时，发出了一种奇特的声响，它融入了钢琴美妙合谐的音符之中，创造出了另一种完美的旋律。在电影中艾达的沉默是没有确切的因由的，不知是出于生理还是心理的原因，艾达不说???，她用手语与周围人交流，在别人眼里她是名符其实的“哑女”。她的沉默是倔强的，她的无言是一把利器直戳父权社会令人窒息的压迫。但是当观众们被艾达强大的心灵力量所感动，自然追随情节的脚步关注她的沉默时，有一群这样的人被渐渐忽略：他们充当情节发展的大背景，有时候也会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小因素，或者就是充当绿叶默默衬托所有重要而有力的白人主角们，他们就是新西兰当地原住民毛利人。本文将首先从学术层面分别分析《钢琴别恋》中所呈现的艾达的沉默与毛利人的沉默的不同之处，并揭露二者沉默背后的“统治性”逻辑（殖民主义、父权社会）的罪恶，最后这两种沉默将被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对比，并主张有主体性的沉默者比被消声的沉默更加有力，更加具有颠覆性。 　　作为一部新西兰导演执导、法国赞助、澳大利亚出品、好莱坞明星出演的影片，《钢琴别恋》绝对算得上是国际合作生产的典范，而且在商业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奥斯卡三项大奖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四十多个奖项在手，《钢琴别恋》把它的导演简· 坎皮恩（Jane Campion）变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导演，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Jolly， Margaret.“Looking Back？ -Gender，Sexuality and Race in The Piano”，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Vol.24，No.59，2009. P.100） 但同时也因为电影叙事中涉及的女性主义和殖民主义视角把自己送到了电影批评和争辩的风口浪尖。这些讨论是非常两极化的，影片凭借其大胆的“对性别和性进行重新定位（revisioning）”（同上）而得到女性主义者的追捧，但也因为片中明显的“种族主义和厌女症（misogyny）”（同上）引起极大不满。本文无意于赞同任何一方，而是重点分析电影中再现的两种沉默，并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給出自己的解读。 　　一、艾达的沉默 　　“你听到的声音不是我的说话声，而是我脑海的声音”。《钢琴别恋》开场的几个连续镜头把观众放在艾达（霍莉·亨特）的视角，从她捂住双眼的手指缝里去窥探和审视，跟随着镜头一起摇摄向她眼中的世界。用一种苏格兰小女孩的画外音，艾达诉说道，“从我六岁起我就没有开过口。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她的缄默没有缘由，所以她的父亲把她的沉默称作“黑暗才能”。也是因为她的父亲，艾达在影片一开始就被安排嫁给一个素未谋面且相隔万里的陌生人-斯图亚特（山姆·尼尔）。 父亲的决定就是律法，她谈论起这婚事淡然得彷佛要嫁给陌生人的完全不是她，也或许她早已习惯于遵守这些“暴力的”命令、决定、父亲的统治乃至于整个父权社会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