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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视野下社会道德与妇女形象 　　[摘要]唐宋社会有所区别。经过五代十国之分裂，宋重新统一国家，需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在对妇女的规定方面树立了列女形象。两《唐书·列女传》与《宋史·列女传》中列女的不同体现在“取材数量”、“选择标准”、“命运”三方面。 　　[关键词]唐宋变革；《旧唐书·列女传》；《新唐书·列女传》；《宋史·列女传》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068-02 　　范晔《后汉书》正式将《列女传》纳入正史系统，他最早提到列女的评价标准在于“德”，而且这种德行的范围是极其广阔的。在范氏看来，一切有助风化的言行均可归之于德，这也就是他所提出的“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①后世史家在撰写《列女传》时，基本上都采纳范晔的主张，只是在具体的选材标准上打上浓厚的时代烙印罢了。有的时代更加注重“孝悌”，有的时代更加注重“忠烈”，有的时代则以“民族大义”自标，有的却更加贴近生活，取材各有不同。列女是一个社会道德文化的标志，解析她们可以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对于《列女传》选材标准的审视，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整个社会道德标准的变化，更加能够通过对故事的释读得到对当时社会主题的确认。 　　一、唐宋《列女传》中列女的不同形象及原因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分析唐宋列女不同表象及其原因。 　　（一）取材数量上 　　《旧唐书·列女传》共载有30位女性，《新唐书·列女传》收录了48位女性，基本上收录了《旧唐书·列女传》的所有传主（唯独去掉了女道士李玄真传），但《旧唐书》在具体记述上要比《新唐书》详尽些。《宋史·列女传》共收录了46位女性。两个时代基本持平。因此，单从取材数量上也可以管窥一些端倪，虽然在逐渐减少，但对于唐宋女性的研究可以反映当时不同的社会风貌。 　　（二）选择标准 　　《旧唐书·列女传》选题十分广泛，其中既有终生不事二夫的节妇（如李盛德妻裴氏、樊会仁母敬氏等），也有孝行灿然的孝女（如郑义宗妻卢氏、孝女贾氏、窦氏二女、刘寂妻夏侯氏等），也有运筹帷幄的巾帼女英雄（如邹保英妻??氏、古玄应妻高氏等），也不乏慈母（如董昌龄母杨氏），更有献身抗暴的烈女（如尉氏尉王泛妻裴氏）。《新唐书》基本上和《旧唐书》的取材角度差不多，但在取材上更加开放化，甚至于有些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如谢小娥传、饶琼真传）。这一点不仅与宋初统一后国家掌握文献的增多有关，更说明宋初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多样化。所以，尽管《新唐书》在每个人物传记的详略程度上比不上《旧唐书》，但在广博上则有过之。《新唐书·列女传》与《旧唐书·列女传》相比，越来越注重对王权正统的维护，舍身取义的烈女节妇比起《旧唐书》有所增加。这种现象反映了唐宋王权的逐步强化和时代思潮在逐渐向儒礼的进一步靠拢，所以，我们倾向于将《新唐书·列女传》看作是一个过渡，它是宋初政治理念的体现，是形成对民族大义崇拜的《宋史·列女传》的理论前奏。《宋史·列女传》在一定程度上对两《唐书》有所继承，如同样注重对孝行和节烈的考察，但在材料的择取方面就有所逊色。除了前三篇和陈氏堂前一章是纯粹记载孝行之外，其余基本上都是记载节妇不事二夫和在民族大义面前舍生取义这两种主题的，且以后者居多，在46人中占到了40人。尽管这跟《宋史》编撰时间短、工作量大有关联，但更多地反映的是宋代对于民族大义的重视。这一点与两宋军事上屡战屡败的弱势与文化上欣欣向荣的强势的矛盾息息相关。 　　（三）妇女命运方面 　　两《唐书》中所记载的妇女命运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悲剧性成分虽然有，但不占主导部分。许多列女不是获得金银布帛的赏赐，就是获得优厚爵禄（如独孤师仁的乳母王氏得封永寿郡君，杨三安妻李氏不仅获赐帛二百段，更受所在州县的存恤，刘寂妻夏侯氏获得“制表门闾，赐以粟帛”等②），就连为父报仇而杀人的也不仅不问罪，反而施以恩宠（如卫无忌、孝女贾氏）。与之相比，宋代列女的命运就凄惨多了。孝女们不是为了护媪被杀就是被老虎吃掉，节妇们不是自刭就是投水，就连偶尔提到的红尘女子也在王权正统的大义面前葬送生命。这些在当时颇具教化意义而为统治者大肆宣扬，其中弥漫着浓厚的道学观念（排除元代对理学的提倡外）。这些差异当然与唐宋社会思潮和风俗有关，唐代胡风较甚，社会上任侠豪气之风盛行，及至两宋，专以儒家理学治国，而且在某种特权主义风气的干扰下，对儒家思想的解读也有了微妙的误导。儒家虽然讲“舍生取义”，但这是解决问题最后的途径，绝没有呼吁在任何情况下都如此，似乎类似的“轻生”本身就与孝悌相悖。当时的统治阶层所面临的局面无异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他们需要通过重新确立社会基本价值体系来规范社会各阶层的行为，从而起到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皇权的目的。男性作为外事的主要参与群体，在科举制度以及家族宗法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