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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重大责任” 　　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把亲眼见到的历史记录传达给各国的百万人民。 　　――1958年10月4日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给中国摄影学会的题词 　　对外文委邀请卡蒂埃-布勒松访问中国 　　1958年，正值新中国第一个十周年庆典的前夕。 　　1950年代的国情，按毛泽东的分析是“一穷二白”，但他同时认为这其实是好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当时高层领导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整个国家朝气蓬勃气象日新。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以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等为代表的首都十大建筑已经或即将拔地而起，民族自豪感空前增强。这样的成就不仅要让全国人民知道，也要让尚未获得独立的其他第三世界人民知道，更要让资本主义世界知道。 　　这种情况下，对外宣传被赋予了空前的重要性。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撤销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专门设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后来被陈毅称为“第二外交部”，首任主任张奚若），直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领导，负责对外文化交流，开展民间外交，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1958年6月中旬，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下面简称“亨利”）就是受对外文委之邀访问中国的。邀请他来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这位曾在10年前见证过国共政权交替、当时被美国《大众摄影》杂志评为“世界十大摄影家”之一、在西方报道摄影界影响巨大且同情社会主义的法国人，能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有所反映。一向关注中国变化的美国《生活》（Life）杂志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邀请亨利担任特约记者，并于1959年1月5日――也就是1959年的第一期，以18页的巨大篇幅推出了亨利关于新中国的报道《新中国内幕》（The　New　China――From　Inside），并自豪地宣称是《生活》杂志派亨利访问了中国。 　　其实这当中有个巧合：“二战”结束后，亨利就开始做一个“‘二战’后的世界各国”的长期拍摄项目，所拍摄的西欧各国和1954年访问苏联的成果分别以《欧洲人》和《莫斯科人》为名于1955年结集出版，在欧洲和苏联都获好评，苏联《文学报》称亨利的作品为“最辉煌的杰作”，认为亨利“属于当代世界最优秀的摄影家之列”。①　亨利在1948-1949年关于新旧中国交替的报道、苏联媒体对亨利的高度评价以及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主动性，构成了1958年亨利访问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亨利看大跃进： 　　从同情到怀疑，再到莫名其妙 　　（亨利6月中旬抵达北京，6月26日，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设宴招待，学会副主席张印泉等出席。此前的6月20日，中国摄影学会副秘书长陈勃陪同亨利拍摄了北京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拍摄过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之后，亨利在北京又呆了几天，拍摄了全国农具展览会、北京的模范监狱、幼儿园等，然后便是北上南下，北上访问了沈阳、鞍山、兰州、玉门、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南下访问了河北徐水县、河南三门峡水库建设工地、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在国庆前夕回到北京，《生活》杂志说他在中国四个月行程7000英里（约11200公里）。亨利具有成为卓越摄影记者不可缺少的好运气：虽然行程匆匆，却正赶上中国大跃进的高潮阶段――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炼钢铁，他在记录这一运动横空出世的同时，也以独特眼光做了个人化解读：从同情到怀疑，再到莫名其妙。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目标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由此引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并直接导致了1958年夏收时浮夸风的出现。在工业方面，大跃进的主要目标是迅速提高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两三年内赶超英国，由此导出了全民大炼钢铁。 　　在中国的短短四个月，亨利当然看不到1958年之后大跃进的后果。但他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他的采访经历使他对世界――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美国――有着广泛深入的了解。在思想背景上，亨利本人有强烈的共产主义倾向，1950年代正积极要求加入法国共产党，而且法国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思潮的老家，因此“共产主义”的概念在亨利的思想中，绝不是当时中国农民认识的那样，“一大二公”、“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亨利的这样一种个人视野和思想背景，面对这么一场“跑步迈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不可能不产生猛烈的碰撞。仔细阅读亨利的照片，循着影像的线索，我们可以感觉到亨利对这场运动的独特解读和矛盾态度。 　　应该说，初到北京的所见所拍确实使亨利十分兴奋。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上热血沸腾的劳动热情，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义务劳动，劳动者良好的纪律和自觉的奉献精神，让他感觉到中国人呈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全国农具展览会上，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