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录音制品著作权法定许可争论与思考.docVIP

制作录音制品著作权法定许可争论与思考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第46条规定的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规则引发音乐界人士的质疑和学术界的讨论。与现行法规定比较，修改草案第一稿具有进步性。相较而言，修改草案第二稿及随后的草案采取一删了之的做法具有片面性。实际上，该规则并不是对表演权而是对复制权和发行权的限制。在立法中做出相应的规定，不仅有助于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是保障著作权人和消费者利益的需要。我国的现有规定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强制许可规范有差异，但是在制度设计上可以互相借鉴。可行的做法是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消解权利人的合理担忧，实现该规则的立法意旨。 　　关键词：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著作权限制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3）01-0015-06 　　2012年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发出通知，公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以下简称《修改草案第一稿》）征求意见。其中第46条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48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这一看似普通并且是对现行著作权法固有规定进行完善的内容，却引起了音乐界人士强烈不满。2012年7月，国家版权局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以下简称《修改草案第二稿》），第46条被彻底删除，顺应了音乐人的诉求。笔者认为，上述一删了之的做法欠缺理性的分析和科学的论证，需要在理论上做出进一步的检讨。 　　一、立法修改引发的争议 　　《修改草案第一稿》第46条引起热烈的争议，这在我国著作权法立法史上会留下耐人寻味的一笔。反对该条款的音乐界人士，起初是站在错误理解这一条文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将这一条款理解为是对翻唱行为的解禁。有音乐界人士据此举例说，一旦该条文通过，那么，任何人都可以翻唱《春天里》，著作权人却不能制止。[1]此处的翻唱不是法律用语，而且引人误解。从上下文看，应该指向著作权法上的表演行为。然而，制作录音制品???作权法定许可所要限制的权利，并不是表演权，而是复制权和发行权。质言之，所谓制作录音制品的著作权法定许可，是指录音制品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亦即聘请歌手、乐队演唱、演奏该音乐作品后再制作成音乐制品并予以发行的，适用法定许可规则，不需要征得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但必须要支付报酬。可见，第46条所要达到的法律效果，并不是“想唱就唱”，而是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允许录音制品制作者（唱片公司）之间为录制音乐作品而进行公平竞争。 　　在初步澄清上述误解以后，音乐界人士又提出了反对第46条规定的若干理由。择其要者而言，包括：（1）取消了“原作者许可声明不得使用”的规定不妥。实践中，著作权人将被剥夺自由选择录音制品录制者的自由。这是把“法定许可”变成“强制许可”，后果将相当严重。实施强制许可会直接危及到唱片公司的生存，其后果是使音乐产业雪上加霜。（2）3个月的时间太短，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如果一个歌手影响力大，有市场，那么他的音乐作品还有被大家迅速听到的可能；但如果是一个新人，可能投入几百万元都是收不到效益的。所以在3个月时间内，基本无法让人对一首歌的原创作者产生深刻印象，这条规定会对讲究风格和个性的作者造成致命打击。[2]3个月的期限一过，其他歌手就突然涌过来，用各种方式去翻唱这首歌，录制出各种不同版本的作品，“而且他们是没投入太大经费的，所以可以卖得很便宜，那可想而知，花钱去把这首歌推红的公司，不仅不可能从这首歌当中赚到钱，就连之前投入的宣传经费都会亏进去，请问谁愿意做这种赔本的生意。”[3]按照惯例，音乐著作权人在首次录音后，将可获取高额预付版费，保护期过短，著作权人将无法获得高额预付版费，音乐人处境将更为艰难。[4]（3）我国有自己的国情，唱片公司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根本不存在反垄断的必要。“国外制定法定许可是为了打破大唱片公司的垄断，但国内唱片公司连生存都很困难，根本谈不上垄断。”[5]针对上述主张，赞成者进行了若干回应，试图恢复公众和音乐界人士对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本身的客观认识，建立对这一制度价值的公正评价。这些回应的内容主要有： 　　首先，从国际立法例和本制度所要实现的目的来看，现行《著作权法》规定“原作者可声明不得使用”不够妥当，有必要在立法修改时予以取消。事实上，这也是我国主流著作权法学者的共识。冯晓青认为，法律规定“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这难以避免这一法定许可在实践中被流于形式。[6]王迁认为，“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的规定与大多数国家的规定不同。西方国家规定这种“法定许可”的目的在于防止唱片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