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 政府与民众团体--以上海市商民协会与上海总商会为中心.docVIP

党、政府与民众团体 ——以上海市商民协会与上海总商会为中心 赵利栋 目前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上层的政治活动层面，同时把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等同起来。对于地方政府、地方党部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近些年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本文选取上海市商民协会与上海总商会冲突的个案，一窥北伐前后国民党党、政与民众团体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只所以选取这一个案，在于1927年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的成立，及其与上海总商会的冲突，以致于1930年6月上海市商业团体整理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资本家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关系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围绕这一事件，地方党、政及国民党中央的行动，可以反映当时党政关系的复杂层面。同时，国内外学术界亦早已注意到此一事件，然而，对于这一事件的解释却出现了两种绝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市商民协会与上海总商会的冲突，及上海商整会的成立，说明国民党当局完全控制了上海市商会，从此上海资本家的独立组织被迫服从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另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商整会统一商业团体增强了商业名流的权力，新商会反映了中国旧式行会精神的再生，标志着党部和中产阶级的失势以及国民党党治的失败，新商会变成地方政府的一个简单的分支机构。相反的观点，正好说明这一事件的复杂性，地方党部、地方政府与民众团体在这一事件中的相互关系，恰好可以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政府与地方党部各方面关系的变化。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北伐前后各方面关系的变化。 一、北伐前后国民党地方党政关系的变化 国民党党治在北伐前后变化滋多，总的来说，国民党最初设计的党政关系模式是中央一级实行直接党治，在地方一级实行党政分开。在北伐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又强调各省党部对于省政府的指导与监督权。实际上，随着国民革命军的节节胜利，控制地区剧增，地方行政事务加剧，所需行政人员日多，许多早先做党务工作的国民党党员加入地方行政机关，党政关系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叶楚伧曾很形象地论述过这一变化，“譬如有一百个党员从广东出发，起初大家都做党的工作，后来因每到一地，行政机关都需要党员去工作，于是一百个党员便分成两大部分，五十个做党的工作，五十个做政治工作，再往前去，由五十而六十，而七十，而八十，而九十，而一百；党的方面，由五十而四十，而三十，而二十，而十个，而竟至了零。好了，政治成功了，党就失败了”。 在地方政府层面，随着大批国民党党员的加入政府，党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便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先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党部的初步联合，有的负责省府行政的人员加入国民党，反之，有些负责国民党党部的人员加入政府。依照国民党的理论，训政时期，党应具议会的功能。当时国民党内部对于党政的人事混合便有不同意见。据陈立夫回忆，有些党的同志坚持党部人事不应与地方政府混合，一旦党员加入了地方政府，便不能批评地方政府。另外有些人认为，既然很难找到那么多适当的人员来分担组织党部与组织政府，则何不让省市党部委员同志亦任省市政府官吏，而要向外去求呢？因为以党比议会有时是讲不通的。而陈立夫自己的观点颇模糊，“其实，那些主张把政府与党分开的人亦不理由的，如果我们所有党员都加入政府，他们就不能有批评地方政府的权利，因为这等于批评他自己，这对党员在地方政府担任职务并不是好策略，而是有坏的流弊。”这里的矛盾恰好可以说明国民党意识形态上党治与约法的矛盾，而这两者都是孙中山留下的遗产，一方面是临时约法，一方面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国民党党内高层对此亦有尖锐的分歧，如胡汉民与蒋介石。同时，对于以党治国，国民党高层的解释不一，这些对于国民党推行党治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在地方政府的实际层面，陈立夫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以过来人的身份对1927——1931年间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关系作过一段叙述，值得征引。他说，“在训政时期，党具有议会的功能，中央党部与国民大会相当，地方党部与地方议会相当。如果是这样，党肯花钱付给党员，使他们收入与政府同级人员相当，这等于我们党里会有好的人员来管理政府；否则，党不给予党务人员必要的薪津，而要求党务人员在自顾自给的原则下工作，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党员多半是穷，不易为党尽义务。其结果，有能力的人员都将转入政府服务，那么，另一种制度将产生，党将与政府相对，而不是督导政府。”事实上恰恰是如此。一方面，地方党部以党员的资格干涉行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行政的力量压迫党部，“形成报复的状态”。胡汉民在1928年9月发表的《训政大纲说明书》中强调，训政时期一切权力由党集中，由党发施；党对政府负保姆之责等等，在国民党中央一级大体是确切的，在地方层面就不一定如此，所谓“党与政治的冲突，在中央不曾发生了，在各地方的情形就十分复杂了”。正如萧铮所观察到的，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