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變遷.docVIP

講題：近代臺灣的社會變遷 吳文星 教學目標 理解日治時期人口變遷概況和特徵 理解日治時期社會結構變遷大勢和特色 理解日治時期主要風俗習慣之變革 貮、摘要 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變遷頗具特殊性。就人口觀之，長期維持高出生率，而死亡率則大幅降低，因此，呈現高自然增加率之現象，1896年人口數約260萬人，至1943年增為約660萬人。社會結構最大的改變乃是日、台人截然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若單就台人社會觀之，顯示舊權力家族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之延續，家世、財富、收入仍是決定社會地位高低之要素，社會菁英的教育資格和職業成就日益重要，職業和社會階層均漸趨平等化，以及台人政、經地位之發展有其侷限。風俗習慣的變革較為顯著且影響深遠者，概有放足斷髮之普及、星期制作息習慣之養成，以及現代衛生、守時、守法觀念之建立等。要之，日治時期台灣已逐漸由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過渡到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參、正文 前言 1860年代，台灣根據天津、北京條約之規定，被迫開放淡水、基隆、安平、打狗四口為通商口岸，其結果，台灣的對外貿易進入新紀元，茶、糖、樟腦等成為台灣出口之大宗，為台灣帶來可觀的外匯，棉、毛紡織品等洋貨亦源源輸入台灣，台灣經濟顯著地發展，加以對外接觸漸次頻繁，因此，台灣開始出現資本家的崛起、基督教的傳入、西式學堂的建立等社會變遷現象。尤其是進入日治時期後，隨著殖民政策和制度之施行，台灣更出現具特殊色彩的社會變遷。就其方式觀之，並非一般由下而上自主性的變遷，而是由上而下被動性的變遷。易言之，台灣總督府當局的政策和施政主導此一時期的社會變遷。例如就人口觀之，日治以前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人口往來頻繁，但日治以後，總督府嚴格限制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人口往來，使得日治半世紀間台灣人口受外來移民的影響很小，可稱為「封閉性人口」（Closed Population）。同時，此一期間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在於總督府有效地肅清瘟疫、防治風土病、加強公共衛生工作，以及改善交通、產業、教育等。就社會結構觀之，差別待遇和隔離政策長期存在，將日、台人截然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總督府對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採籠絡利用政策，遂使社會結構之變遷呈特殊性。此外，隨著新制度、新知識、新觀念、新規範及新價值等之容受，台灣社會的風俗習慣產生重大的改變。其中，變革較為顯著且影響深遠者概有放足斷髮之普及、星期制作息習慣之養成、現代衛生、守時、守法觀念之建立等。 茲以日治時期為中心，介紹人口、社會結構、風俗習慣等變遷之概況及其特色如下。 人口變遷 清代台灣歸入版圖之後，閩粵人民不斷移墾，迨至1860年人口已約200萬人。其後，隨著通商口岸的開放，茶葉、蔗糖、樟腦之出口貿易飛躍發展；加以1875年起渡台禁令解除，並獎勵移民，由是吸引更多的移民來台。1883年人口增為260萬人，至1895年割台前夕已約300萬人。 日治之初，總督府為遂行殖民統治，隨即展開人口調查，1896年首次完成全台人口調查。繼之於1905、1915、1920、1925、1930、1935、1940年，計七次，舉行人口普查；此外，每年底亦有詳細的人口統計。可說提供正確完整的人口資料，足以具體觀察此一時期人口變遷大勢。 台灣割讓之初，台人競相內渡。1896年之調查結果，全台約有260萬人，顯示變局造成一時人口銳減。1905年人口增為312萬餘人，至1943年增達658萬餘人，48年間增加一倍半。就人口組成觀之，閩粵系的台灣人始終占90%以上，原住民略呈停滯狀態，其人數僅由11萬餘人略增為15萬餘人，故所占比率由3.6%降為2.6%；日本人數雖不斷增加，由6萬人增為40萬人，但因係以公教軍警及商人、技術人員為主，成長有其侷限，故至日治末年僅占6%；至於「華僑」占絕大多數的外國人，則在總督府有效控制下，人數僅由8,000餘人增為5萬餘人，其比率長期低於1%。顯然的，日治時代外來移民對台灣人口增加之影響很小，而台灣人移出者極少，人口移動在台灣人口增加中不占重要地位。 就出生率觀之，長期均高達40‰以上，高出同一時期世界主要國家的1~3倍。相反的，死亡率則呈明顯下降之趨勢，1906~43年間，由34‰降為不足19‰。出生率高居不下而死亡率大幅下降，乃是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就自然增加率觀之，1906年僅約5‰，1925年增為17‰，1930年更超過25‰，而達全期之高峰，1943年仍超過21‰，尤其是1930~41年間平均自然增加率幾達25‰，為同一時期世界主要國家的2~10倍，而為全球之冠。顯然的，日治時代台灣人口激增係自然增加所致。 就人口的職業結構觀之，日治時期台灣職業人口始終以農業為主，1905年占71%，1940年略降為65%，其比率呈漸減之勢；相反的，商、工業人口自1920年代起呈漸增之勢，1940年，商、工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