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广东制度变迁影响机理与实证分析.docVIP

PAGE PAGE 5 全球化对广东制度变迁的影响机理与实证分析 何一鸣 一、引言 陆地面积只占全国 1.85 ％的广东，贡献了占全国 1/9 的经济总量、1/7 的财税收入、1/4 的外资总额、1/3 的对外贸易金额，贡献了深圳速度、珠江模式、前店后厂，贡献了市场化改革的意识和经验。市场化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形式，而广东的制度变迁是在经济全球化驱动下进行的，而且，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制度变迁地区的经济制度选择。广东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客观发展进程的需要和基本要求而实现制度变迁,即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只有通过制度变迁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才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享受其所带来的一切增长效果。 诚然，目前有两条路径解释广东的制度变迁绩效，一是新古典解释，强调中央的优惠政策和广东的区位优势使广东具备了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即外资、外来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曾牧野等，1986；王利文等，1988；王琢、文武汉等，1992；梁桂全等，1992；陈广汉等，2005）；二是新制度解释，温思美、罗必良、尤玉平（1999）、何东霞（1999）、许卓云（2004）、王珺（2004）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认为广东的发展是各个层面（财政包干、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农村承包制）的经济体制改革带动的。按照上述学者的理论逻辑，既然制度变迁是推动广东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那么，广东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力机制又是什么？广东的30年市场化改革实践表明，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实行对外开放可以为制度变迁地区带来经济增长，而由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市场制度。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当地经济活动扩大至国际范围的产物，是经济结构、经济组织、经济制度、经济联系、经济信息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和协同推进的结果（郑英隆，2006）。在广东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性节点上，本文试图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全球化—制度开放—制度博弈—制度溢出—制度学习—制度兼容”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全球化对广东制度变迁模式产生的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驱动广东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 1.制度开放 在市场化改革之前，从系统的角度看，广东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其制度环境乃处于一个由行政计划控制的结构相对稳定的封闭性状态，而外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结构便是一个开放性的制度系统。外部经济环境的先进技术知识、科学管理经验和市场经济观念随着对外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生源源不断地输入并驻存到广东社会两大行动组织成员的信念当中。而且，相对于广东制度系统而言，前者应视为后者的“制度环境”。一般地，环境中的组分之相互联系要弱于系统内部的联系，从而为系统趋利避害、保护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广东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每个角落的事实成功打破了广东制度系统与其制度环境即外围制度系统之间的“边界”，促使后者为前者提供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空间、信息或激励结构等有利的输入，也使前者在以市场秩序为导向的演化过程中形成整体开放性的特征。信息技术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商务谈判成本、运输成本和要素移动成本因而得到大幅节约，这些区际交易成本的不断下降使构建和维系封闭性制度环境的代价大大增加，因而制度开放（即制度系统与制度环境进行信息交换和模仿学习）则是广东制度系统实现从低组织度到高组织度的市场导向负熵流增强之必要条件。 2.制度博弈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但区际交易成本得到大幅度的节约，而且较低的信息成本使产权主体及其代理人能够了解到外围制度集合中其他可供替代的的制度选项，从而产生攫取新的高效率制度安排下租金的动力。同时，制度开放意味着产权主体能够自由地进入或退出某个制度系统。因此，在生产和交易成本给定的条件下，如果一个制度系统能较提供较多有关自由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的服务，则可能吸引更多面向全球市场的资源的流入。这是一个制度博弈的过程，即产权主体通过对某个制度系统中进行某项经济活动的预期制度租金与其他制度系统进行该项活动的预期制度租金进行比较，在全球化下，广东的产权主体在制定跨区际全球定位战略时，自然地要在两个互动的制度系统之间做出租金最大化的行为选择。但就广东的制度系统及其外围的世界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后者以私人的、自治的财产所有制为基础，资源的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成本得到清晰的界定和划分，因此公共领域中的租金耗散较小，资源配置效率因而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广东本土的制度系统仍处于计划控制或计划向市场过渡的双轨制状态中，对自由协约的管制还相当严重，这意味着产权主体的收益索取权被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从而导致他缺乏运用资源和排斥他人使用该资源的动力，资源不能流行对其评价最高之处。于是，留在公共领域内的有价值资源被无约束地攫取，导致租金耗散严重，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