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着陆”之辩.docVIP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号称“末日博士”的鲁比尼做出惊人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有可能在2013年因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而遭遇“硬着陆”；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等人也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5年前后触及“减速带”。这些评论和看法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 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围绕相关问题接受了《香港商报》的专访，进行了书面回应。全文如下: 1、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近日对中国经济做出惊人预测，称中国经济发展很可能在2013年严重放缓，遭遇“硬着陆”。在上个月公布的报告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艾琴格林(Barry Eichengreen)、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Donghyun Park和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的Kwanho Shin预测中国经济将在大约2015年触及“减速带”。您认为他们预测的这种情况会发生吗？您的相关预测是怎样的？ ?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很快就会放缓，倾向于认为未来十年之内的某个时候经济会经历显著的减速，比如在2015年前后经历3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速下降，我们担心和认真关注这一减速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 我们的理由与他们的判断有一些相近，但不完全相同。比如我们认为刘易斯拐点的跨越，人口红利的降低与消失将会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构成负面影响；我们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经历的异常高速的资本积累看起来也很难维持，同时资本积累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长期来看也可能会下降。 艾琴格林等人的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下降是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猜测过去三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有一些体制变革的原因，例如国有部门的民营化改革等，也有一些低收入带来的模仿和追赶效应的原因。我们认为通过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来维持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未来看起来越来越不现实，并且同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通过模仿和追赶效应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也注定会放缓，但后者的转折点将在何时发生，是否成为2015年前后经济减速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值得推敲的。 就2013年中国的硬着陆风险而言，从周期的意义上看，我们同意这一风险值得关注，但其立论基础有些差异。 ? 2、相关经济学家对这些预测给出了他们的理由，请您对此一一加以评述。鲁比尼认为，中国经济短期和中期之间，存在着可能影响稳定的潜在冲突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过剩产能导致通缩，一旦不断增加的固定投资不可持续时，2013年中国经济可能严重放缓。但我们现实面临的是越来越高的通胀问题，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艾琴格林在内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表明，不断上升的通胀是增大减速可能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两者对于中国经济减速相同结论背后的原因却是矛盾的，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 我们认为2015年之前中国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平均来说明显超过通货紧缩的风险。通货膨胀波动中枢看起来在未来3－5年之内很可能向上抬升，这反映着刘易斯拐点的转折和人口红利正在减少的事实，暗示着经济潜在增速将逐步下行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的高位波动相互纠缠，并可能因为经济周期性的爬升或其他需求冲击而加剧。 在这一背景下，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支付压力与宏观经济政策失误风险构成了我们最关注的不确定因素。 鲁比尼教授担忧高投资可能导致中国未来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这无疑是居安思危的逆耳忠言。然而仔细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数据显示，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可能要更复杂一些。 例如，在过去十年（2002－2011）的这轮经济周期中，固定资本形成对GDP的占比要显著高于1992－2001年那轮经济周期的情形，无论是其高点还是平均水平都是这样；但就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压力而言，1990年代后期的情况显然要严重得多，这通过对比两轮周期后段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幅度就可窥见一斑。 在我们看来，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原因是经济的民营化和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初见成效，这显著改善了私人部门储蓄资源的配置效率。换句话说，投资的多少也许并不重要，更加重要的是谁来投资，他是否对结果承担责任？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同意这样的想法，即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需要继续推进，实体经济领域的民营化改革方向也不能动摇，甚至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此外过去三年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政府超常规的财政刺激政策需要及时退出，并抓紧修补政府由此恶化的资产负债表。 由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2013年前后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更多来自于周期性因素，以及潜在增长率放缓的压力；我们并不非常担心所谓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问题。 ? 3、鲁比尼还提到了中国的负利率和汇率问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