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国家二元化的关系的宪法学意义.docVIP

PAGE PAGE 1社会与国家二元化关系的宪法学意义周叶中* 潘弘祥**【摘要】 社会——国家关系既是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又是人类社会一种具体的政治共同体形态。本文借鉴政治社会学中的社会——国家关系这一分析框架，运用有别于我国宪法学界传统研究方法的实证分析法，探讨了宪法生成和宪法变迁等宪法学基本问题，揭示了人权和人民主权的产生，以及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演变的历史依据和社会基础。同时还以社会——国家关系模式之发展规律为依据，提出：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的社会与国家关系模式，应是中国宪政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理想的目标选择，并尝试从完善“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结构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具体建构。【关键词】 社会； 国家 ； 权利 ； 权力 ； 宪法学 在宪法学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赞成：尽管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基本内容仍可分为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两大块，因而研究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构成宪法学的核心内容。由于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宪法是社会与国家的中介，*周叶中，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潘弘祥，中南民族大学法学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同时，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实质上表现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因此，以社会——国家关系为分析框架，研究宪法的生成和变迁，并以社会*周叶中，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潘弘祥，中南民族大学法学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一、社会——国家分析方法导入的合理性社会与国家的分野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形态，也是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 参见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书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这种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运用，极大地扩充了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丰富了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内容。因此，当宪法和宪政成为近现代各国最为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特别是当中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借鉴社会 参见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书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一）导入社会——国家分析方法是宪法学理论研究方法多元化和综合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学科的科学性在于研究对象的特定性和学科术语的规范性。但有无多样而综合的研究方法不仅是其理论体系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是它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 教科书在论及部门法的划分标准时认为，一部门法区别于另一部门法的标准在于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特定性。由此，不少学者认为一部门法学区别于另一部门法学的标准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特定性。这一认识是值得讨论的，事实上它们两者不能等同。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研究方法的探讨，而且同一问题之所以会形成理论分歧，很大程度上也在于不同研究方法的运用。因此，理论的变革往往首先依赖于对其研究方法的变革，研究方法上的更新和多元化常常会带来学科的发展和繁荣。正如巴甫洛夫所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 教科书在论及部门法的划分标准时认为，一部门法区别于另一部门法的标准在于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特定性。由此，不少学者认为一部门法学区别于另一部门法学的标准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特定性。这一认识是值得讨论的，事实上它们两者不能等同。 转引自欧阳康：《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毋庸置疑，尽管我国宪法学界提出更新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我国传统的宪法学理论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具体表现有二：第一，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为宪法学理论研究的唯一方法。由于这种方法仅以国家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视角，而对公民权利问题关注甚少，因而研究视野狭窄；第二，在宪政实践方面，常常简单地运用注释方法来论证宪法规范的合理性。这一方法的最大弊端在于很难使宪法理论与宪政实践之间形成对应。可以说，研究方法的单一性使我国传统宪法学使用的命题、范畴大多与科学规范的要求不符。而且，学科实用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趋势也使上述传统研究方法不能满足社会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学术研究的要求。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研究方法进行批判继承，另一方面也要吸纳新方法，特别是要积极开发综合性的研究手段。在我们看来，在宪法学研究中，除了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利益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