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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三闲” 　我经常要求学生计算“三闲”的数量。从1979年起，我便建议学生每天像原苏联生物学家柳比歇夫那样，细致地计算时间的利用率，然后统计一下今日“三闲”有多少。 　后来我便要求学生，每天写完日记以后，便在最末一行记下当天“三闲”的数量。 　所谓“三闲”，即闲话、闲事、闲思。 　我发现，凡学习不好的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是他们控制了“三闲”，而是“三闲”控制了他们。 　不只学生，就连自以为有点自控能力的我，也常常某一段时间无所作为，明知有许多实事可做，但脑子就是不配合，不知不觉地或很不情愿地任脑子闲思，任手不由自主地做闲事，也有时不由自主地成了清谈俱乐部成员。 　应该说，我算是一个比较忙的人，但即使在完成较多任务之时，我觉得自己脑子仍不自觉地向闲思贡献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由此我想到缺乏自制力的中学生们，被“三闲”控制的时间一定比我多。 　统计“三闲”，先要具体分析什么叫闲话、闲事、闲思。 　闲话，指没用的话和有害的话。没用的话是指人家在那上自习、看书，他在那说笑话，说玄话，说大话，说课外的话，当然都没有用。公共场所，如阅览室、科技活动室，他竟说电子游戏厅的事，当然没用。人家在听广播、看电视、参加会议，他讲起了吃零食的事，自然没用，这类话，不说为好。另一类是有害的话。人家学习，他故意干扰别人，分散人家注意力;人家进步，他编了瞎话，造了谣言伤害人家;别人团结，他背地里传话，搬弄是非，背后说人家短处，即使无意，也是有害的话。 　文革10年，应该说中国人相当多地沾染了说有害的话的毛病，闲话确实给相当多的中国人造成了麻烦，制造了痛苦，使兄弟反目，同胞为仇。控制闲话，减少闲话，以至于消灭闲话，真应该从中学生，甚至从小学生抓起，愿我们下一代人不要生活在我们这么多的闲话之中。我在秦皇岛讲学，谈到控制学生的闲话，不知触犯了某位左派哪根神经，这位先生大谈闲话有理，大谈闲话是社会的产物，不该控制，应让学生在闲话中生存，从而产生用闲话对闲话的斗争本领。酷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阶级斗争论，我实在不敢苟同。 　闲事指无用的事或有害的事。如一个中学生，并非研究电子游戏机的专家，却把课余时间消磨在电子游戏厅里，这显然是没用的事。老师正在讲数学，个别人数学成绩不好，却在下面看武侠小说，当然无用。同学们都在上自习，他却在那里做学龄前的事，叠纸船，画儿童画，有用吗?一位同学并非对服装设计有兴趣，却用相当多的时间跟父母要钱，逛市场，买花样翻新的服装。如此支配精力，显然也没什么用处。 　对中学生有害无益的事也不少，个别学生逞强妄为，想称王称霸，满脑子计算怎样打别人和怎样逃避别人的打，并付诸行动。人家上自习，他哼小曲;人家用下午第三节课活动、跑步，他偷偷跑去买糖果吃;还有不少违反《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事，都应在控制之内。 　闲思困扰人的时间就更多了。有一类闲思只是没用，耽误做实事，闲思本身并无直接害处。如：正听着历史课，思路不由自主地从课堂教学讲的晚清文学，联想到《三国演义》，又联想到《封神演义》，联想到姜子牙垂钓遇文王……不知不觉，下课时间到了，毫无用处的闲思统治了这位同学半节课。也有的同学正听着英语课，思路不知不觉到了前面同学的衣服上，随着衣服又到了服装厂、纺织厂、印染厂、服装店……这样的联想倘是有目的，为了创作，为了训练自己有意的联想能力，当然有用。倘在不需要联想的时候，联想却无拘无束地自由驰骋，这至少可以说没有用途。认真统计，细心观察，会发现许多后进同学的大量时间便是在这类闲思中糊糊涂涂地度过的。何止学生，就是我本人，昨天一天，今天下午，至少有4个小时的时间被这类闲思夺走了。 　另一类闲思则是有害的。如学习、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考试成绩不理想，就忧虑就担心同学们怎么议论自己，父母怎样批评自己，邻居又会如何瞧不起自己。结果越陷烦恼越深，越不能平心静气地分析失误的原因，更谈不上采取积极有效的纠正失误的措施了。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链：考试失误情绪低落无心纠正成绩更差。不少后进同学就是沿着这条恶性循环链，使自己从中等甚至上等的位置，滑到了最底层。这类闲思尤难控制。以我自己为例：昨天上午给140位外校教师正讲公开课时，被唤出，告知学校东风车在阜新拉煤时发生事故的消息，我立即被担心忧虑的情绪控制，自知无效，也难摆脱，只是当重新回到课堂，向老师们讲语文教改时，不良情绪才被紧迫的实事挤走。散会后，不良情绪正要袭来，朋友来找我陪韩国与台湾的客人，闲思便被控制了3个小时。客人 　走后便是省教科所3位老师到校谈国家教委重点课题，闲思一再想冒出，又一次次被紧迫的实事所控制。下班后，没有了紧张的必做的正事，凭意志都很难控制住，以致失眠，到了后半夜(12月10日凌晨4点)，还被这闲思所扰而未眠。 　由自己，我想到学生经受挫折时，产生的闲思一定多于我，倘不有效地控制，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