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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浓重宁波官话宣布教学主张 　　汉达师是在1972年7月去世的，岁月匆匆，至今40多个春秋。这位毕生追求真理，丹心向党、为国为民、矢志不渝的革命教育家和民主战士，在人妖颠倒的动乱年月，夙愿未酬，蒙冤含恨，终于寂寞地离开他热爱的人世。当时很少人得知他的噩耗，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同他已中断联系又分散各地的之江大学校友。我们辗转探问，未能问清确实音讯。后来一位老同学寄来一件从民进中央送到上海的林先生遗物——3大册剪报中抄录的一首诗《漏室铭》（载于1946年6月5日上海《联合晚报》“生活周刊”），展读遗篇，前尘影事蓦然浮上心头，汉达师的音容笑貌宛然如昨，禁不住怆然于怀。 　　难忘开学第一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全部沦于敌手。但是仍有一批爱国的进步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留下来，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守岗位，保留一点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江和东吴大学的部分教师就于1943年夏天联合创办华东大学。以我当时的家境，读大学是有困难的。但是林汉达先生主持的华东大学教育学院（抗战胜利后恢复校名，改为之江大学教育系），从一开始就打破旧国立大学和教会学校的陈规，不讲学历，向年轻的中小学教师敞开校门。敌伪统治时期，物价日日飞涨，清苦的中小学教师哪里出得起昂贵的学费，对大学只能可望而不可及。林先生采取设助学金、减免学费等办法，让一批有志进修的青年教师跨入高等学府之门。学校在上海没有自己的校舍，就借别的中学教室上课，为了照顾当教师的同学两不耽误，林先生将上课时间放在下午3时半以后。这种安排，使我们从入学第一天就怀有感激之情。 　　记得在开学第一课上，林先生用他那浓重的宁波官话，向同学宣布他的教学主张：注重新颖的活教育，摒弃陈旧的死教育；注重教学相长，不搞填鸭式；教师和学生既是教和学的关系，也是朋友关系；等等。他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使我们这些初入大学的人感到十分新鲜。加上他那亲切的神情，一下子就消除了我们的紧张感和神秘感。西方教育心理中有一条，要教师注意自己给学生的“第一印象”（first impression），林先生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思想新鲜、没有名教授架子、真挚待人的师长。40余年过去了，他在上海崇德女中那间低矮的教室里上第一课的情景，仍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向传统教育挑战 　　按我在高中时代的志趣，心想专攻历史或地理，同时在课余学文学。为什么结果倒考进了教育系呢？这缘由，固然与我当时正在和同学一起办一所义务夜校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林先生这位著名教育家的吸引。他的代表著作《向传统教育挑战》，我在入学前虽然没有读到，却已经听到过这个书名，而且在世界书局的门市部见到过了。向传统教育挑战！光见这7个字，就使人感到振奋！开学以后，它成为我们教育学课程的正式教材。作者以旗帜鲜明的观点，深入浅出的笔法，生动活泼的语言，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方面，对以封建主义思想观念为核心的中国旧教育，作了尖锐的批判和有力的鞭挞，具有振聋发聩的冲击力量。它首先在我们这些教育系一年级学生的头脑里点燃起向旧世界挑战的火苗。 　　作为一个具有革命教育观的教授，自然要将自己的理想和主张贯彻到教学实践中去。有一次，汉达师布置课外作业，要求我们每人写一两个儿童个性发展的实例。他计划搜集50到100个真实的故事，编成一本书，书名定为《顽童万岁》。我们听了他的打算，都觉得很新奇。看来林先生想用活生生的实例，证明那些蒙着“顽童”恶名的孩子，常常恰恰是最有天才、最有创造性，智商较高的儿童，如果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又有正确的教育方法，他们将会成为有成就、有作为的人才。可惜这本书后来并未编成，好像是多数同学并未写出来，或者是对林先生的意图体会不深，写得不符合要求。这样的“顽童”，在我们周围虽然常能出现，但在旧社会，他们大多如同狂风骤雨中的嫩芽，很快就会被摧残以至泯灭。 　　林先生在课程安排上，不拘一格，打破旧框框。1944年，有一个学期的国文课，没有专任教授，而是指定我们读话剧剧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一些仍蛰居上海沦陷区的进步作家写了不少话剧剧本，支持一些剧团维持上演。世界书局出版了孔另境先生主编的《剧本丛刊》，其中包括李健吾的《花信风》、杨绛的《称心如意》、佐临的《梁上君子》、袁俊的《富贵浮云》、鲁思的《十字街头》、魏于潜的《甜姐儿》、朱端钧的《圆谎记》、姚克的《清宫怨》等等。 　　林先生要我们分组阅读，定期讨论。他说这对了解社会人生、提高语文水平和文学欣赏能力都有益处。我当时自诩为追求革命的文艺青年，我认为最好是学习和讨论《母亲》、《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苏联小说或者《子夜》、《生死场》、《新生代》这样的中国左翼文学作品，那才够劲，讨论这些带着洋味儿的喜剧，有多大意思？但是同学们对国文课上讨论剧本，都饶有兴趣，谈得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