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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议我国古代三公九卿到军机处发展演变 　　【摘要】三公九卿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官僚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学界认为三公九卿制形成于秦汉，但有人指出秦汉时期既不存在一个贯穿始终的三公制度，亦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九卿制度。在三公之外的中央机构和官员也决不止9个。我们认为三公九卿制发韧于商朝，形成于周代，秦汉时期确立了三公九卿制的基本模式，可以说，它是对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行政体制和组织形式的概括。 　　【关键字】三公九卿制度 军机处 发展 演变 　　三公九卿，三公即所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职。尽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助理万机；御史大夫是副贰，同时负责监察百官，太尉管理军事，是国家最高军事长官。九卿位于三公之下分掌具体事务，他们是奉常，掌握宗庙礼义，郎中令，掌宫庭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舆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民族事务，宗正，掌宗族、宗室的名籍，治粟内史，掌钱谷，少府，掌山海地泽之税，以给供养。他们均由皇帝任免，并绝对服从和执行皇帝的命令。这些官吏对皇帝而言，是一群可以随意唆使的奴才，对人民而言则是皇权的代表。这套官僚组织对统治阶级上层是分其职掌，使各守其责，互相牵制，对广大劳动人民则成为统治镇压的工具。但它确实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新发展，无论在当时、或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当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时，集中强有力的王权，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斗争，它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当封建经济以勃勃生气向上发展时，君主专制主义为维护新的生产方式竭尽全力，特别是在从封建割据状态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的进程中，它更加发挥出重大的集权作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专制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它也是与残暴的镇压、专横的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夏代的中央行政体制由外廷官吏和内廷官吏组成，虽然出现了“六卿”之类的政务官，但其上并未出现参决军国大政、出纳王命、执掌军政大权、统领众卿的政府首脑，未形成权力中枢，因此尚不具备三公九卿制中央政府的基本构架。商朝的中央行政体制亦称内服官制。在商王以下有一人统领众卿，总理国政，辅佐商王。商末出现了“三公”，《史记 殷本纪》载：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这是目前所知有关三公的最早记载。他们是商王朝的最高辅佐大臣，是商朝的权力中枢。其下的内服职官称为“百僚庶尹”或“殷正百辟”，言其设官之多。百僚庶尹包括政务、军事、宫廷内职官。商代虽未出现“九卿”的专名，但在尹或三公之下的百僚庶尹，当是九卿的实际内容。九卿与百僚皆言一定数量的职官，非确指，他们组成了商代中央的权力执行机构。尽管商代的中央行政体制不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备，但已初具后代王朝中央政府的构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三公九卿制为基本框架的中央行政体制发韧于商。 　　从西汉武帝迄于东汉末年，中央行政体制运行机制的重要特点，就是由宫廷近侍组成的权力中枢机构和执行机构取代了制度化的三公九卿制的中央政府机构。这一权力转移过程的意义并不限于加强两汉时期的皇权，还在于它为以后历代皇朝强化皇权提供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就是：皇帝以赋予宫廷近侍参决军国大政的办法，逐渐削夺，架空制度化的三公九卿制的政府机构，形成卧榻之侧的权力中枢机构。但物极必反，这个新的权力中枢的成熟又预示着它将被另一个由宫廷近侍组成的权力中枢所取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省制的形成，唐代三省逐渐成为闲散机构而由枢密使掌机要，宋代三省的闲置和政事堂与枢密院分掌国政，明代内阁的出现和清代军机处成为权力中枢，都说明中枢机构的权力转移已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运行的基本规则，而这个规则正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 　　隋、唐时确立三省六部制，使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得以完善。隋王朝建立以后，为适应新的统一局面，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采用了一些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宋代设“二府”，加强了中央权力。北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一百多年的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多年的纷争以后建立的，宋太祖即位以后，便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削夺朝中大将的兵权，通过“杯酒释兵权”，将一些功臣宿将掌握禁军的权力解除了。赵除此还集中政权和财权，宋朝官制形式上沿袭唐朝。《宋史·职官志序》记载：“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设，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权。”在中央为了不使宰相的事权太高，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为副贰，以分散相权。赵匡撒还接受赵普的建议，在各路设转运使，经略一路财赋，规定各地收到的租税，除部分留给地方使用外，其余均由转运使送中央，使地方失去了反叛中央的经济基础。由于北宋政府加强了中央权力，致使唐朝后期以来的藩镇割据的局面基本结束。 　　明朝置承相、兴内阁，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高度发展。自奏始皇建立冷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