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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业“中国式召回”
汽车业“中国式召回” 在汽车行业,我们更应该关注销量数字背后,消费者切身体会到的用车感受。汽车质量缺陷与召回,就是其中一个老生常谈但颇令人无奈的话题。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式召回”的怪现象? 雨果说: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评判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不能只看高楼大厦的表面,更应关注其鲜为人知但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另一面。同样,在汽车行业,我们更应该关注销量数字背后,消费者切身体会到的用车感受。汽车质量缺陷与召回,就是其中一个老生常谈但颇令人无奈的话题。 2012年,中国共进行了113次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涉及320万辆汽车,占当年总销量的17%,创历史之最。不过,如果与世界上其它几个主要汽车市场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召回力度还处于落后水平。2012年,美国召回了586次,涉及1622万辆汽车,占当年销量的112%;日本召回279次,涉及595万辆,占销量的111%。 我相信没人会说,我们召回数量少、召回比例低是因为中国市场的汽车质量更好。那么,这一矛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在中国,很多应该召回的汽车,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召回。 2013年12月27日,福特突然宣布召回8万辆翼虎汽车,并承认“前转向节生产材料未能符合福特在全球执行的材料强度标准”,前后矛盾的声明引得业内一片哗然。众说纷纭中,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没有深圳车主在广州车展登台维权,福特召回翼虎的可能性很小,这家销量猛增了60%的合资企业仍会安然享受“中国式召回”带来的福利。 虽然在召回数字上,中国和欧美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民间的维权行动已不让于人。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式召回”? 急功近利的大企业病 从“翼虎SUV项目”通过国家发改委备案到正式投放市场,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有零部件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匆忙上马项目的做法,给零部件的准备与验证带来很大压力,不排除为赶工期而降低质量标准的可能。事实已证实了这一想法,翼虎甫一上市便掀起购买热潮,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加价现象。在中国不温不火待了十多年的福特,怎会放过如此天赐良机?只是这些国际企业在恣意享受中国市场的红利时,似乎忘了他们在CSR条款中的信誓旦旦,以及不得志时对中国市场的美丽承诺。 大众则是另一个反面教材,或者说,是中国式召回巅峰之作的始作俑者。大众2007年在中国大连投产7速干式DSG变速箱工厂时,全球第一款干式DSG车型还未量产。固然,我们可以理解为大众是在把最先进的技术同步到中国,以显示对中国市场的尊重。但是,之后几年该款DSG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耗尽了相当一部分中国消费者对大众的尊重。数万名车主向他们所能想到的渠道发起投诉:这款宣称“丝般顺滑”的变速箱顿挫严重、伴有异响、甚至会出现可怕的动力中断。即使召回后,仍然问题重重:很多人发现自己的车有问题,但不在召回之列,而一些在召回之列的车主在按厂家要求更换机电单元后,并未解决问题。 看起来,这些问题并未给这两个强势厂家带来直接销量影响。2013年南北大众共销售了304万辆汽车,以18.5%的市场占有率一骑绝尘;长安福特也以60%的罕见高增长跻身销量前十名。反过来说,漂亮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这种明目张胆的行为是如何在中国市场大行其道的? 监管不力之殇 数据显示,受质检部门影响而导致的召回数量,占2012年中国召回总数的8%,而这一比例在美国是24%。在质检总局的网站上,召回公告都以厂家新闻稿的形式出现,很少见到质检总局主动介入某项调查并责令厂家召回。 以翼虎召回事件为例,在宣布召回前,福特曾公开否认有质量问题,并告诫公众不信谣、不传谣。这相当于刻意隐瞒了缺陷情况。依据召回条例第二十四条,可处缺陷汽车产品货值1%以上10%以下的罚款。但事实上,无论是从公告到正式召回长达两个月的“准备期”,还是隐瞒缺陷情况,福特并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 再看DSG事件,大众在13年先后进行了三次DSG大召回。第一次在3月18日,称故障可由更换机电单元解决;第二次在7月,宣布“补充召回”3863辆进口DSG车型,原因是“零件生产范围判定失误”;第三次召回则在11月,称DSG故障可通过更换矿物油解决。 这三次召回反映出两个问题:大众针对同一故障出现前后不一的解决方案,到底哪一个方案有效?是否存在刻意隐瞒或判断失误?质监部门应该进行后续监督和验收;大众因为自身失误造成召回遗漏,又要承担怎样的责任?曾有媒体计算,大众的选择性召回,或逃避了100亿元的成本。对此,质监部门未作任何表态,放任企业想何时召回就何时召回,想召回多少就召回多少了。 总之,立法不严、有法不依、执法不力、违法不纠,是中国式召回不给力的重要原因。 盲目追随的消费者 一说到德国车,很多人会想到安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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