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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征圣》看东西方圣人观及其与“经”关系 　　【摘 要】《征圣》篇中“征求圣人见解”这么一种认知与创作的双重方法论是建立于孔子“天生圣人”的信仰基石上的。由此必然引出“圣人因何而称圣”的问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必定持守天生圣人说，才能以此将神圣的权威倾注于经典之中。这必然会给领悟地位上的不平等带来合法性。通过对比西方两派基督教经学传统，“以经称圣”说被视为更加带有平等的气息。这两种称圣观念在东西同时存在，而西方更加偏重经典的定断权威而非著作权威。 　　【关键词】天生圣人；著经称圣；定断的权威 　　 　　《征圣》篇上承《原道》之“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之总纲，强调两个相反方向上的意义：⑴、明“道”的方法论：天道之文必然通过圣人才能得以传播开来，圣人是这其中传播的关键，此为由上而下指路径；⑵、征圣的最高目的：并非是藉之以完善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更加看重藉着圣人著经反向溯源，追寻天道的意义，成全自身修行，此为由下而上之路径。这两种意义皆强调认知天道的不二法门乃是“圣人之情，见乎文辞”，即“征圣”这一行为是认知的关键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本身就已经带有道德倾向了。 　　关于“征圣”之“征”，范注有“征，验也，谓验之于圣人遗文也”并援引扬雄之《法言学行篇》之“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i ”可见这个方法论很靠近但又有些偏离西方的“模仿”概念：模仿本物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藉着对本物良好、绝佳的蓝本继续我们的模仿之路（承认这一点等同于承认普罗大众的模仿失败）。然模仿从本质上来说必须面对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模仿蓝本的先验和先存。在《文心雕龙》中就是圣人之文本身是否可以被质疑？这就涉及到圣人称圣观的问题了。 　　《征圣》篇的圣人观集中于“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互契”一句。按照周振甫的译法为：“圣人的观察像日月遍照，好到极点能够看到事物的预兆；所以写成文章，成为模范。他的思想，能够跟客观事物相一致。ii ”再者范注引《易》“阴阳之易配日月”而言“鉴周日月，犹言穷极阴阳之道” iii。杨注《拾遗》亦按诸子篇赞有“‘智周宇宙’其语意与此相仿”iv。如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⑴、圣人的观察力高过我们；⑵、圣人的著作是我们的创作范本；⑶、圣人的思想与客观真实保持一致。第一点是就圣人自身能力而言的；第二点是就圣人之于我们的意义而言的；第三点是圣人面对客观世界，或曰《原道》篇之“天道”而言的。 　　这种压倒性的圣人观必然导出一个问题：圣人因何而称圣？王逸《楚辞章句序》有“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v”如此看来，孔子必为“天生圣人”。但是，《征圣》又有“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周译本作：“因此，论文章一定要用圣人的标准来检验，探索圣人的标准一定要以经书做根据。vi”则圣人与经必然发生密切关联，这关联往往就是冲突，它揭示出两种圣人观：⑴、经因圣人著而为经？还是⑵、人因著经而称圣？这两个问题已经涉及到模仿对象的权威性在何的问题了。 　　这里存在一个逻辑链条：道→文→圣人之文（经）→作者之文。这是《征圣》告诉我们的基本创作流程。关键问题就在于，经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圣人们著述的。面对天启，圣人与经，谁先谁后？ 　　如果赞成观点⑴，经因圣人著而为经，则等于赞同天生圣人观，圣人高过经。圣人直接与天对话，接受上天的启示，故一普通的凡人就具有了神圣性，他通过著书立说，把他的神圣性，藉着著述之行为，“灌注”在经文之中，这样使得经文具有神圣性，方为后世表率。 　　如果赞同观点⑵，人因著经而称圣，则等于同时接受圣人后生观和人人皆可圣观。因为这种观点等于承认经的主体性地位，神圣不可揣测的天意拣选某些人记录下上天的话语，则话语是神圣性的根基，通过接触话语，阅读者分享了上天的神圣性，人人皆可成圣。孔子等著述者只是时间上靠前而已，与后世圣人没有区别，因为作者就是第一阅读者。 　　《征圣》篇必须站在天生圣人的立场上。因为如果不如此，则经典就会飞跃圣人，直面读者与诸创作者。对读者而言，这既会导致对经典筛选的混乱。因为唯有圣人才有删定、校勘经典的、上天授予的权威性。这种系于一人的权威性对别人来讲就是约束性、限制性。同时也会导致对经典阐释的泛滥，带来思想上的灾难。对创作者而言，由于对经典的阐释带来理解的不同，经文本身的模范地位也就自行瓦解了。自由的写作必然会对文化的固有模式受益者，即当局产生冲击。 　　 　　 　　 　　 　　 　　 　　 　　 　　 　　 　　 　　对此，有必要类比西方世界的经学中的圣人观。西方同样并存着“经因圣人而为经”与“人因著经而称圣”两种模式。前者是罗马天主教的圣经观，后者则是新教所坚守的信念。 　　天主教方面认为圣人们是我们灵魂上的导师，因此，圣人因着纯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