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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富与晚清义赈制度创立 　　摘要：谢家福是晚清时期我国民间慈善事业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发起、组织和参与领导了近二十年全国性的慈善救济活动，为当时最典型的民间慈善组织——义赈组织的运行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和规范，成为全国民间筹赈的中枢。谢家福主导创立的晚清义赈制度，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三位一体的义赈组织制度，也包括微观层面具体保障义赈组织运行的募捐制度、宣传制度、公信制度、局厂制度、褒奖制度等。这些制度对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运作都具有范式意义。 　　关键词：谢家福；义赈组织；管理制度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天朝上国体制被外力所打破，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一切领域都处于迅速、急剧的变动之中，是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外患内忧的近代中国，军事战争频仍，自然灾害频发，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上天弄人，国家不宁，而自然界也与我们开了很大的玩笑。光绪初年的华北五省持续旱灾，却不啻给处于相对稳定时期的清政府一次巨大挑战。国库匮乏，列强环伺，西教渗透，如何才能挽救灾黎于危亡？疲敝懦弱的清政府并不能很好地给出答案。政府的行政真空却给一群正处于生长、发展期的绅商、买办和洋务官员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施展空间。这一空间十分巨大，大到使参与其间的个人完全跳出了乡土、省域的范围，而变身为全国公共事务的发起者、引领者。谢家福就是晚清大变局中一位全国慈善救济领域引领潮流、树立规范的中坚人物。谢家福是晚清中国的新经济、新教育以及新式公益事业中的弄潮儿，是当时全国绅商各界为之瞩目的新派人物。但是在他逝世后的一百余年间，虽然与他有很深关系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江南洋务集团以及义赈等问题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然而学界对于谢家福个人而言似乎是忽略和漠视的，对于他甚至都没有专文研究。 客观公正地说，这与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相称的。本文仅以《申报》和其部分日记为线索，初步探讨其对晚清义赈组织管理制度方面的建构性贡献，这些慈善组织的管理制度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大的效力，对于今天慈善组织的运行与管理也不无参考意义。 　　一、谢家福：全国义赈事业的劈划者和统筹者 　　谢家福受其家乡江苏吴县与父亲谢元庆的熏染，平素即养成强烈的乡邦意识与责任意识。当时一位著名义赈慈善家熊其英（熊于光绪五年病逝于河南卫辉助赈局）在给谢家福的信中就道及此点：“顷过方君子厚，得读大著《立愿善启》，粹然儒者之言。并悉《乡约》一事，诸君子将议复前规，而阁下谋之尤力。仰见胚胎前光，好善克世其家。窃在下风，惟有钦佩。伏念吴中自尊公归道山，仔肩世道，独赖梁溪；梁溪亡而遗老尽矣。今之妖异朋兴，亦足见人心不正之一端。呼寐者而使觉，《乡约》在今日，要为切务。振当前之铎，扶大雅之伦，敬以望之有心人而已。”[1] 　　由于地方人文传统的侵染与家庭的熏陶，谢家福本可继承父祖衣钵，担当起家乡公益、教化的应有使命和责任。但是一切都因鸦片战争——中国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谢家福的命运和人生境遇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谢家福青年时期在家乡吴县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为邑庠生，后补府学博士弟子员。之后，即入上海舆图局，编校世界各国地图。再入上海广方言馆，从德国人金楷理学习外国文字，任翻译馆笔述。在上海这一中国近代首批通商口岸重镇的学习历练、耳熏目染，使得谢家福成为了当时不可多得的学贯中西、娴于任事的实务人才。也正是这一时期谢家福在上海的学习、生活、工作经历，让他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国力的疲弱、西方国势的强盛，感受到清政府的屈辱无能和西方政府以及外国人的骄扬跋扈。 　　现实家国的困厄局势加之儒家文化在其内心的氤氲，激起了谢家福强烈的民族精神和高度的爱国情感：事事都要与外国人相争锋、较高下，尤其在中国国土上做事，更要体现中国的声音和气势。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暂且不论，但是在民生福利、慈善公益等社会公共领域中国人决不能输于外人。这就是当光绪初年华北五省大旱灾之际，面对外国在华官员和教会人士对中国灾区的救助情况，谢家福当时内心深处的想法。这一基于民族自尊心的思考，使其超越了地理界限的约束，民胞物与、善与人同、不分畛域，终于跨出省界，走向山东等地，从而造就了一位颇具现代意识的全国性的义赈慈善家，并且成为当时这批慈善家中的引领性人物。从1876年全国性义赈之始，到80年代晚清义赈的高峰时期，以至90年代中期晚清义赈的衰微时期，谢家福几乎无役不与，尤其是在义赈事业的中前期，更是起到了创设制度、引领风骚的地位和作用。其具体办赈事功如下表所示： 　　1876-1893年谢家福领导和参与筹赈统计表 　　年份 受赈灾地 义赈组织 义赈组织地域 备注 　　1876 苏州北地灾民、苏北旱灾 无明确组织，苏州、赣榆等地民间办理赈济，轮船招商局，耕记丝栈， 苏州、上海等地义赈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