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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易费用视角大蒜产业产销环节纵向协作模式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蒜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球的60%和70%以上，主产区集中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川等地。山东省金乡县地处鲁西南平原腹地，种植条件优良，种植历史悠久，素有“中国大蒜之乡”的美誉。目前，县内常年种植大蒜4.7万hm2，年产量可达80万t，种植面积和出口量居全国县（市）区之首，每年附近产区大量大蒜运抵金乡，形成了“买全国、卖世界”的发展态势。然而，产销两旺的大蒜产业背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最为显著的是其“过山车”式的价格波动。2008年前后大蒜收购价格跌至0.16元/kg，一度出现大蒜成熟后无人下田收获的场景，而在短短2年后的2010年，因“甲流”等公共卫生问题引发保健需求增加，加之当年大蒜减产，大蒜收购价飙升至10元/kg左右，2012年5～6月大蒜价格再次出现大幅上涨，数年之内价格相差悬殊[1]。价格的暴涨暴跌给农民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困扰，循环出现的“大年”、“小年”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金乡县大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金乡县大蒜产业还处于“大而不强”的发展阶段，出口量虽大，但产销脱节，每逢出口“大年”，投机“倒蒜”盛行，而一旦遭遇出口“小年”，又无法有效转化滞销产品，产业利润不能转变为农户增收和企业增效。可见，目前金乡县大蒜产业症结在于产销环节，而研究和分析大蒜产业产销环节的纵向协作模式，对破解“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不畅所引起的产销困境和促进大蒜主产区产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国内外学者对农产品纵向协作模式的研究中，交易费用理论 　　被广泛运用。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由Coase[2]于1937最早提出。Eggertsson[3]将交易费用分为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信息成本源于与交易有关的预期，包括识别交易对象的成本和获取相关产品信息所需要的成本；谈判成本是完成某项交易的成本，包括委托成本、达成交易条款的成本和起草合同的成本；执行成本是为保证交易对象遵守合同花费的成本以及为达成交易所花费的产品运输成本 。 　　1947年，在Black教授的引导下，纵向集成问题开始受到学术界关注。随着纵向协作形式的不断发展，纵向协作模式研究也不断深入。Williamson[4，5]提出用3个维度来衡量交易行为――不确定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认为交易费用会对生产组织形式产生重要影响，交易双方将选择交易费用最低的纵向协作模式，即由市场交易模式向销售合同模式和一体化模式转变。Martinez[6]比较了猪肉等产品的交易费用对营销系统内纵向协作形式选择机制的影响，发现交易费用就是造成这些产品纵向协作形式差异的关键因素。国内学者在此问题上也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周曙东等[7]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交易成本约束下生猪养殖户渠道选择和采用合同生产方式的意愿。黄祖辉等[8]和姚文等[9]分别通过对梨农和茶农的研究，发现交易费用中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均对农户选择不同的纵向协作模式造成显著影响 。胡华平等[10]认为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订单农业需要可行的激励相容机制，以避免诸如曾经大量出现过的违约风险和法庭制裁的高成本。然而，目前的文献资料中专门针对大蒜产业纵向协作模式的研究成果还很少见，因此，笔者认为从交易费用的视角对大蒜产业产销环节纵向协作模式进行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并将服务于当地大蒜产业升级和农民减支增收。 　　1 金乡县大蒜产业产销环节纵向协作模式演变及特征 　　1.1 金乡县大蒜产业纵向协作模式演变历程 　　长期以来，大蒜种植一直是金乡县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蒜农与农贸企业之间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农户―中间商―农贸企业”的产销模式，依靠众多的现货交易市场，买卖双方均可以方便地进行交易，截至目前，这种传统的市场交易模式依然是金乡县大蒜产业最主要的产销模式，每年绝大多数的大蒜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市场。 　　随着金乡县大蒜产业不断发展，一批有实力、有眼光的当地农贸企业迅速成长，先后涌现出一批省级、市级龙头企业，基于这类龙头企业稳定的购货需求，在当地政府的倡导下，逐步形成“公司+基地”模式。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基本都已自建大蒜生产基地，采用这种模式的生产基地面积逐年扩大。 　　近几年，当地开始出现大蒜专业合作社，探索实施“公司+合作社+基地”的新模式，并在具体生产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逐步形成以“龙头企业为支撑，以合作社为纽带，以基地为保障”的产销模式，合作社的出现为企业货源质量、数量提供保证，同时减少农民种蒜的后顾之忧。 　　在经营实践过程中，金乡大蒜的电子交易模式也曾在2008年前后短暂地得到一定发展，最多时曾达到十几家电子交易公司进行网上现货交易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