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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法律思辨 　　摘 要：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是一个法律道德化的典型“案例”，它需要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的作用。针对我国目前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见危不救和见义勇为应当由公法进行调整，构成犯罪的见危不救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关键词：见义勇为；见危不救；法律道德化；保障基金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144-02 　　一、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道德法律化 　　将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行为法律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行为对象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一般的道德上的行为，实施行为的主体基本上是基于保护第三者的财产利益，而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则不同，行为的实施者往往与公共安全、公义伸张有关，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或者规制，而非使用熟人社会的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即可。第二，行为的社会影响力。基于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行为的实施对象的特殊性和公共性，故两种行为的社会影响力往往大于一般的道德行为。道德行为往往能使第三人获得人身和财产的保护，而见义勇可以使国家公共利益、社会集体利益得到保护，见危不救行为会造成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不法分子愈加猖狂的负面效应，因此不能因为别的道德行为不能由法律来规制，而推定这两种行为不能。第三，行为主体或者第三人往往冒着巨大的人身危险。见义勇为的主体在实施救助行为时，有可能造成个人的巨大伤害，而见危不救的受害人往往也处在被伤害或者很有可能被伤害的情形之中，这与一般的道德范畴行为不同，道德行为往往不会面临人身伤害，只是基于好意，为他人提供某种合法的便利。第四，行为主体应该得到补偿或惩罚。基于见义勇为的主体在实施救助行为时的风险，救助完成后，加害人或者国家应该给予行为人相应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并增加奖励资金，净化社会风气；而见危不救的当事人由于漠视行为，间接地使得受害人无法得到救助，应该接受相应的惩罚，惩罚的轻重在所不论。 　　我国目前对于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立法还不多，基本上没有直接使用“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作为独立的法律名词进行使用。对于见义勇为的行为依据，可以找到印证的也就是民法和刑法对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相关规定。但对于见义勇为行为人的补偿和奖励原则，却是比较充分的。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第15条规定，为维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而使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无力偿还时，赔偿权利请求人请求受益人适当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法院规定可以向受益人要求赔偿是否合理，但至少可以说明，见义勇为行为人要求得到相应补偿，还是有现实的法律依据的。不仅如此，从地方法规制定来看，近几年各地纷纷出台或正在制定有关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的法规，为中央推进该项立法起到了推动作用。 　　谈到将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法律化，必然会引发法律和道德关系的讨论，进而针对现在社会热议的“道德法律化”问题进行探讨。由于法律规范许多都是源自于道德规范的，因此不能过于激进地将法律和道德看作是两个格格不入的概念。并且，道德对法律的功能需要，源于道德自身的非自洽性基础上的法律对道德的维护性[1]。由此可见，法律是将道德无法调整，或者调整效果不利的时候，通过规范性的约束，调整社会关系的。道德法律化就是对基本道德的法律化，在使基本道德普遍化的同时，也使非基本道德有更广阔的空间[2]。在某程度上可以这么说，道德融入法律的深度和广度，也是判别一个国家的法律的成熟度的重要标志。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道德法律化是有限度的法律和道德的融合，而非肆意的杂糅。何种道德规范应该被纳入法律的规制范围内，需要得到公民普遍的认同，避免因道德法律化的进程而导致道德对法律的过度依赖。 　　二、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法律讨论 　　既然，在道德法律化的大背景下，可以考虑将“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在这里，我们就探讨一下两个问题：第一，见义勇为的行为，如何由法律给予救济和支持？第二，见危不救是否可以考虑入罪？ 　　（一）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救济 　　见义勇为是指不负有法定义务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避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损失，在面对不法侵害、自然灾害和不可抗力时，自愿冒着较大的风险，实施救助的行为。由于见义勇为行为的特殊性，其定性和救济的法律规范不以民法作为局限，而应更侧重于公法的调整。 　　见义勇为不同于无因管理。首先，立法基础不同。无因管理是立法鼓励公民助人为乐，急人之所急，在这一点上似乎与见义勇为差不多，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其实不然。无因管理是受民法所调整的，民法作为私法的基础是利己主义，相信每个人都是趋向于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漠视他人的利益，而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道德行为的法